1951年五月初，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与阿尔巴尼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领导层在同一天收到了联共的一份电报，其内容是邀请各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参加一场预定于今年6月份，在莫斯科举行的一场共同会议。这场会议讨论的内容按照联共通报的说法，将“决定全世界无产阶级人民的共同未来”，收到消息之后的各国领导人并未对此感到惊讶，他们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到了中国的秘密，所有人都认为，这场莫斯科会议将是中苏两国重新构建社会主义阵营结构的契机。

在辽宁省穿越之后的这半年时间里，新中国的突然崛起已经让处于冷战初期的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相对应的，中国国内的建设也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辽宁省外地区的各种改革与建设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而辽宁省内的工业体系也基本完成了重组，工业机器全力开动起来。在不久之后，中国就会产生巨大的工业产能，而这些产能是国内其他地区还不能立刻消化的，因此与国外进行贸易往来非常重要，而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之下，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将会有求于中国的先进产品。

自从中苏两国的关系在1951年苏共领导层前来中国访问之后迅速变得紧密起来，斯大林本人则已经在辽宁省进行了长时间的疗养，这些变化自然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苏联的国内外政策。除了斯大林为挽救苏共的沙文主义倾向而作出的自我检讨和领导层清洗之外，苏联对其在东欧地区的盟国的态度也开始变得不一样。

原本东欧诸国的共产主义政党就是趁着苏联在二战后期的全面反攻时夺取了本国的政权，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其实都面临着一个问题，也就是夺取政权的过程过于容易，政党极度缺乏自主性。二战结束之后这几年时间里，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基本就是照着苏联领导层的指示建立政权并治理国家，而苏联模式也很快在这些国家中产生了水土不服的迹象。不过当时的苏联领导层并没有顾及这些国家的群众的意见，他们对东欧各国政权的要求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府，而是一个听话的政府。如果事情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矛盾还是会往不可挽救的方向发展，因此斯大林在调整整个苏共的未来战略时，决定赋予这些东欧国家更大的自主性。

“我对他们这些国家还是比较担心的，毕竟您也告诉我，他们最终都在东欧剧变里面瓦解了。”斯大林在和主席商讨此事的时候如此说道。

“防范旧势力自然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也得考虑到这些国家中群众的情绪问题，如果他们感觉自己的国家主权被外国控制住了，自己的诉求不能被人听得到，生活水平又下降了，那他们就要起来闹事情了，人之常情嘛。把我们的兄弟党抓的太死，这种事情要不得。”主席有仔细地研究过东欧诸国的历史问题，在他看来，苏共对东欧各国抓得太死是一方面，东欧各国国内的反动势力捣乱是另一方面，前者要主动避免，后者要全力打击。斯大林此时对主席提出的意见基本上都是接受的，他和主席商讨问题时的态度和过去已经截然不同。

另外，两位领导人商谈东欧问题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讲到了另一个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这个位于巴尔干半岛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新中国有不少相似之处，而其领导人铁托则充满了争议，包括主席本人在内的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都曾经批判过铁托本人的政策与思想，但结合起辽宁省带来的历史资料，主席和斯大林都能够重新审视这个强硬派的国家领导人。

“毫无疑问，我们一定要团结南斯拉夫的同志，路线分歧可以交流解决，重要的是防止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政权瓦解。”主席在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社会主义阵营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抗帝国主义，而不是因为某个政党不听话或者有些意见分歧就把人家推到对立面去。

“我同意您的看法，不过铁托同志与我们之间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有恢复友好关系。您认为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改变这种情况？”斯大林比较谦虚地问道。

“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心中是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只要有了这一层，我们就有协商的基础。”主席说道，“我们和铁托同志主要的分歧在于，他基于南斯拉夫所处的环境，在经济发展这件事情上作出了和我们不一样的政策。从原本的历史看来，很难评价他的这种政策功过如何。但就现在而言，我们可以在经济发展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达成最大的一致，不必要在每一种细节上都完全一模一样。”

在原历史上，铁托先后与苏联和中国闹翻，分别是因为斯大林不满他“不服从命令”，也就是南斯拉夫不愿意被苏联全盘操控其政治、军事和经济，这是斯大林已经承认的自己的过错，而后来与毛主席闹矛盾，则是因为主席认为铁托的经济政策不够纯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不应该掺杂市场化的因素，这方面主席的观念有所改变，但我党内部讨论时也认为铁托的改革或许有些操之过急。另外，虽然铁托对南斯拉夫人民而言是一个英雄，但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