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2日，一则新闻被刊登到人民日报的头版上，不过对于大多数订报的群众而言，他们不是很清楚“全国政协委员会通过《危及国家利益与安全的重大经济犯罪判决处理意见》”这件事情背后隐含的重大意义。这个临时法律规章其实已经在政协常委经过了两三个月的讨论时间，并借鉴了辽宁省提供的后世的法律法规作为参考，最终在党中央参与讨论后制定为可以实行的法律。

向政协常委提出这一立法建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沈钧儒先生，其原因是最高人民法院受理了由一个中央特别犯罪调查组提起的诉讼请求，准备组织对包括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在内的原国民党高级官员、重大经济与反革命罪犯的审判。由于这几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以及被诉讼的罪名特殊，我党不得不为他们专门设立了新的刑事判决法规，辽宁省的法律专家们和新中国法律事业的奠基人们聚到一起商量了很长时间才最终敲定了这部临时使用的法律。

能够适用于这部临时法律的判决范围的犯罪嫌疑人，说不上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至少也是大奸大恶罄竹难书了。其量刑范围，经过党中央讨论后给出建议，最终被确定为十年有期徒刑起步，最高死刑，但就本次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审判而言，嫌犯们大约是没有判处有期徒刑的可能性了。

在政协常委通过立法之后，主席和总理两个人在这一天亲自去拜访了住在方巾巷的宋副主席。

宋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勤勤恳恳地服务于各种重要的社会事业，作为能在两年前的开国大典上站在主席周围的一份子，宋先生对中国人民的贡献是得到全国人民一致认同的。但可惜的是，宋氏一家可谓家门不幸，除了宋先生这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以外，宋氏六个兄弟姐妹中五个人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另外还有宋先生的一个姐夫一个妹夫也都是“罪行非常严重、影响极其恶劣”的反革命头目。

现在最高法即将审判的犯罪嫌疑人有这么多人都是宋先生的家属，主席和总理自然是要来和宋先生谈一谈的。

政府的公车停到宋先生住宅门口的时候，主席和总理已经看到站在门口等候的宋先生了，两位领导人在随行护卫的解放军战士的保护下下了车，然后走到了宋先生的面前。

“主席，总理，欢迎。”宋先生微笑着向主席和总理打招呼。

“宋先生，冒昧来访，打扰您了。”主席爽朗地笑着，周总理跟在他的身后。

“哪里哪里，我才是，让主席抽空来见。”

在门口寒暄过后，宋先生便请主席和总理进了一楼的客厅，她已经准备好茶水了。负责护卫的解放军战士们留在门口，没有一起进门，主席他们接下来要说的事情也算是私人事件。

“宋先生啊，这次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经济罪犯，我们党内也是经过了很久的讨论，这也是广大群众热切要求的......”主席在喝了一杯茶之后首先开口，不过宋先生却摆摆手，打断了主席的发言。

“我那几个弟弟妹妹，还有我家大姐和姐夫，他们都是对人民群众犯了罪的，犯了罪就要受罚，我肯定是支持全国政协的决定的。”宋先生很坚决地说道，她的反应其实也是在主席和总理的意料之中了，宋先生不会因为个人私情向主席请求包庇自己的那些亲戚的。

党中央在讨论如何处置这些从美国抓回来的经济罪犯的时候，就考虑过了宋先生的事情，毕竟涉及到国家副主席、孙、中山先生家人的名誉，不得不稍微谨慎一些。对于如何处置宋氏战犯、罪犯的问题，党中央有两种见解，一是在审判的时候酌情轻判，让宋氏的五个兄弟姐妹里面能够活下一个，二是按照中央特别犯罪调查组的原始意见，全部以死刑判决。

主席和总理，以及党中央的大多数领导人，过去在面对这类问题的时候，一般主张是能不杀就不杀，要么劳动改造，要么适度轻判。不过这次有一些来自辽宁省的干部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参与讨论的吴铭强烈主张应该按照特别犯罪调查组的原始意见进行处理，以免在司法审判这个重要国家事务上留下漏洞。过去抓获的那些国民党战犯，乃至是末代皇帝溥仪，是由于没有法律可用的情况，才交由我党进行处理，而现在全国政协已经针对这些人立下法律，因此应该交由国家法律机关执行审判，不能由我党干涉法律程序。

最终中央得出的结论是，我党不干涉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程序，按照法律该怎么判就怎么判，所有领导人都不准在审判之前和最高法的审判小组进行非公开接触，谈论有关审判或者被审判人员的事务。主席也知道，如果不对宋美龄等人进行公正审判的话，人民群众是不会答应的，我党也对不起那些在抗战中因为缺少物资含恨而终的前线官兵。

“嗯，我们也是考虑到，犯罪嫌疑人毕竟有宋先生的家人，因此在审判之前，还是要和您谈一谈，如果宋先生心里有什么话的话，我们一定会认真考虑的。”总理诚挚地说道，虽然审判宋氏的几个经济犯，以及其他四大家族的战犯已经成为定局，不过我党无论如何也是该考虑一下宋先生的情绪的，法律无情人有情，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我党对宋先生一点关心都没有，未必太让人心寒。

“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