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了）的参议、陆军元帅西乡隆盛，共同研究了如何在台湾建藩的问题。

20日，从鹿儿岛经由长崎出发，先至上海，然后一路考察大清沿海“风光”，于4月19日，到达天津，开始与钦差全权大臣李鸿章进行会谈。

在此之前，1872年11月，那个无比积极的桦山少佐，已如愿讨得一份“差事”，带人赴台湾，展开实地调察——也就是侦察了。

还未与大清交涉，日本侵台早已进入实质性准备。

——*——*——*——*——*——

值得一提的是，天皇睦仁在策划对清交涉和入侵台湾中，第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好勇斗狠”。

副岛赴华前，天皇特别授意：“台湾岛生番数次（到睦仁嘴里又成了数次）屠杀我国人民，若弃之不问，后患何极。今委你全权，前往伸理，以副朕之保民之意。”

既而又下达《敕语》，称：“清国政府若以政权之不及，不以其为所属之地，不接受这一谈判时，则当任从朕作处置。清国政府若以台湾全岛为其属地，左右推脱其事，不接受有关谈判时，应辩明清国政府失政情况，且论责生番无道暴逆之罪，如其不服，此后处置则当依任朕意。”

从这个敕语中，可以看出明治与大臣可谓声气相通，把握住了这次关于台湾交涉的关键：清政府若不认为台湾为中国之地，则“日本必占”。若说全岛归中国所有，却又不肯惩治生番，那“日本必战”。

不管大清怎么说，都要“依任朕意”啦！

谁说日本的天皇都做不了主？！

端的是十分霸道。

简直是霸气侧漏！

这种专横暴虐的话语中，哪里能看出还有半点日清修好的善意。

------------

第五节日本魔爪第一次伸向台湾

中日定约，最大的收获不是条约，而是，日本人找到了想要的答案。

“询以三事”，问过了，就算通知了。回答了，就是答应了。

这就是日本人的想法。

就象某部电影里讲的：记者采访，你不能开口，你只要开口说一句话，记者就能报道出一百句。

日本的外交水平，与当今小报记者采访报道并无二致。

对照两国“友好”的历史记载，就会发现常有出入，始终是分歧多，矛盾多。一个事，从日本人嘴里出来总是另一个味儿，别人溜光顺滑的话语，日本人都能找到“把儿”来。更何况在台湾居民的问题上，大清总署官员的回答本身就有点问题。日本人可不管是什么非正式的谈话，别说是个官员，估计随便个大清老百姓，日本都会指认他说话算数！

只要是日本需要的话。

你看：副岛种臣的报告中，不无得意地写道——清朝大臣答称：“土蕃之地，为政教禁令所不及，为化外之民”，彼此再无异词，顺利结束。

这不是曲意删节的精简版，又是什么？

至于日本人扬言“惩治生番”的事，却不是说着玩的。

————————————————

日本人动手了

机会来了。

日本玩起了以后常用的“阴阳两手”——1874年（同治十三年三月），兵船至厦门（那里有日本的领事馆），做出不依不饶的样子，向大清有关部门催问对台湾人杀害琉球人事情的处理。

几乎同时，那边已经准备派兵登陆台湾了。

清政府十分诧异——日本人好像是要玩真的啊。

然后地方政府开始开始磨磨唧唧地上报，报告还在路上，台湾已经战火连天了。

日本人压根就没等要到什么答复，也没准备非要什么答复。外交行动，无非是为军事行动打掩护、立幌子。

而且，日本人也根本没有将什么中日首次订约——《大清国大日本修好条规》当作不可逾越的准则。

可惜了那些华丽煽情的空洞文字，象什么“此后大清国、大日本弥敦和谊，应与天壤共无穷”这样诗一般的山盟海誓，都堪比“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了，转眼就被抛开了；什么“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的信誓旦旦，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也没有给日本人带来任何的心理负担。

真是变脸比翻书还快，撕书比变脸还快。

时间往前回翻一下。

1874年4月，日本政府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大隈重信为“台湾蕃地事务局长官”，李仙得为“台湾蕃地事务局二等出仕”，陆军少将谷干城和海军少将赤松则良为“台湾蕃地事务参军”。

还没上台湾岛呢，就当成自己家了，连都督、长官、参军都任命了，弄得此行好象是集体走马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