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指挥。他不能接受由一个洋人实际控制的“李—阿”舰队，同样也不能接受琅威理控制自己的北洋舰队。

哪怕是有这样的企图都不行，都需要提高警惕。

既然这个“稀泥”和不下去了，只能“摊牌”，明确地表明态度。

至此，李鸿章表态：“北洋海军官制只一提督、二总兵，提督去，自应总兵带”。

于是，先前因与北洋官兵存在矛盾，几度打算辞职回国的琅威理，感到极大的羞辱和彻底的失望，立刻给国内打报告，同时向李鸿章正式提出辞职，走人。

李鸿章答应了。

这在李鸿章看来，矛盾焦点又已不在争面子和评理长短的问题上了，而是向自己施压，一种受制于人的感觉促使他立刻下决心——“未允，即自辞退，向不能受此要挟。”

无奈的李鸿章。

技术落后，不得不求助于洋人，又要时刻提防，保证大清对舰队的控制权，这个斗争时刻存在。李鸿章有切身体会，自然是警醒的，在这件事上李鸿章没有“和稀泥”，不能说不妥当，却也实为无奈之选。

中国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在向近代化转化的艰难征途上，如何一面进行反控制的斗争，一面又努力汲取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始终是一个更为重要又长期没有很好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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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琅威理去职”事件。事情过去了，这件事的影响并没有到此为止。

琅威理返回英国后，逢人诉说他在华受辱的经历，引起轩然大波。中国驻英公使薛福成电告李鸿章，英国外交部已电驻华公使复查此事，并考虑撤回全体在华英籍人员，并恳请“能否转圜？邦交有益”。

11月4日，英国政府拒绝了李鸿章另聘英国人担任海军顾问的请求并撤回部分在华雇员，同时宣布不再接纳中国海军学生。

这就是清史所载“英政府遂拒我海军学生在英留学”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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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威理去职，对北洋水师也有直接的影响，多数资料上都提到、分析到。

可以肯定的是，琅威理走后的时间里，北洋海军明显训练日渐松懈，军纪不断松驰，终至下滑到谷底。

甲午海战的恶果，就不能不说与此有一定的关联。

自此，“军官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北洋海军战败后的检讨书里提到了这个局面，终于出现了，至少是更便当，也更普遍了。官兵的“好日子”也终于真实地来了，每当北洋封冻，海军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更显得“撤旗事件”像是一场悲剧的开端。

赫德后来幸灾乐祸地对金登干说：“琅威理走后，中国人自己把海军搞得一团糟。琅威理在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也没有能好好利用他。”

认真想想他的这句话，再想想英国政府的反应，似乎人家倒没有表现出什么过分的失落。

可否认为，英国方面对琅威理一事的感受，只是大清对英国的一种奚落呢？

等对日战败，大清醒悟过来，重建海军，又重新想起已经是英国海军中将的琅威理，想聘请琅威理再度来华，并答应了琅威理提出的苛刻条件，不也从别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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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日本人在干什么

很久以前，日本以中国为老师，实行了大化革新。

近代以来，日本与中国一样，在国家贫弱、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下，面临着列强的侵入和欺凌，被迫与欧美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日本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景象也让日本人看得清清楚楚，这个结果日本无法承受，必须改变这一切，以避免同样的下场。

而改变这一切的首因，是主动改变自己。

应该说日本具有一个优势，或都说有与中国不同的地方，是文化根基不深。不深有不深的好处，对日本反而成了好事。反正都是学习，日本毫不犹豫地转身面向西方，几乎没有任何负担，没有什么牵挂。

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争分夺秒、快刀斩乱麻，完成了对其自身，对东亚乃至世界，对当前乃至其后的一个世纪都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件大事――明治维新。

维新的核心，是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

这一变，日本开始走向富强。

这一变，日本终于有实力实行欺凌近邻、争霸东亚的强权路线，成了中国面临的巨大威胁。

这一变，对中国是极大的不幸，而对日本自身，又是幸抑或不幸？

封闭的中国，被西洋强国包围的中国，竟没有几人能够看清日本发生的旷古变化，更没有几人能准确预料日本到底渴望什么、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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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甲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