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说“这样理解的，是林泰曾、刘步蟾等人”，应该更加准确。

我觉的，北洋只设一个提督，这是一个事实，根本不需要再明确。而李鸿章“和稀泥”的真正用意是——可不可以考虑制四色长方旗，与提督有所差别。言下之意，这个旗应是代表提督衔总查琅威理的，也即丁提督不在，就可升起这个四色长方旗，糊弄一下老琅，而不是指明要升总兵旗。

所以说，李鸿章大人是还想把这个“稀泥”继续和下去的。

但刘步蟾等人却让他和不下去了。

然后，就只能等着“摊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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琢磨这件事，不应排除无法脱离干系的其他当事者，特别是左翼总兵林泰曾、右翼总兵刘步蟾。

按中国官位的一般规矩，“左”应比“右”大。出事了，李鸿章给林泰曾发了个“似商似令”的电报，等于把事交于他处理，也是按这个程序来的。

那么也证明了职务最高的不是刘步蟾，而是林泰曾。

那么，并非舰队现有最高职务的右翼总兵刘步蟾，却要担起指挥之责，本身就有些问题。

丁汝昌率四舰至南海一带操巡，预定3月10日左右返回。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从2月24日丁汝昌离港到3月5日间，“定远”上依然飘扬着提督旗的话，6日刘步蟾的突然撤旗，显然就是故意寻衅发难了。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就牵扯到另一个相当有可能的起因：琅威理与清军官兵的矛盾由来已久。

据资料分析，琅威理是个性强脾气躁的人，赫德说他“具备了海军军官的坦率，但缺少一个‘组织者’需要具备的宽宏大量。”

这种“情商”的缺陷，表现在他的管理风格上，使得一些中国军官难以接受。

另有记载说：琅威理治军严格，办事勤勉，认真按照英国海军的条令训练，为海军官佐所敬惮，舰员对他严厉的规定也颇有怨言。

“颇有怨言”的人群，构成了与琅威理对立的另一个矛盾面。

在这个事情中，还隐隐显露出了一个北洋的内部问题。

也是李鸿章从开始之初便警惕和防范的问题。

——地域问题。

北洋内部拉帮结派，山头林立，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丁汝昌完全没有如李大人期望的完成平衡各方力量、压住这些山头的任务，只是调和和维持，他在北洋舰队的权威令人置疑。

确切记载中，北洋所有闽籍管驾，皆拥护刘、林，这种情形很明显。而琅威理因此上书李鸿章，提出“兵船管驾，不应专用闽人”。

这个，是真没办法。船政学堂培养的，就是闽人多。再者，古往今来，有单位、有组织，就有“非正式群体”存在。何况咱中国地大，人多，就喜欢搞“老乡”、“同学”那一套。这是一个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文化现象，也是人们相处的精神需要，李鸿章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明白，而是比谁都知道。

琅威理的话，本是一句忠言，却犯了大忌。

琅威理向“淮派头子”李鸿章讲“闽派官员”的不是，能引起什么样的关注，解决什么问题？那只能表明他还不算真正了解中国人，也不算了解形势。

综合以上情况，可以说，水师官兵与洋人教习之间，特别是与琅威理之间，确实矛盾已经存在，并不断积聚。

而“撤旗事件”，不过是这些矛盾的一个爆发而已。

北洋海军按人数讲最大的“山头”上，林泰曾官大，但不大爱管事，不喜欢在“团团伙伙”中出头，所以，福建籍的管带们，大多以刘步蟾为首。

在这个矛盾总爆发之中，无疑，刘步蟾当了“领头羊”。而因为对琅威理的“共同矛盾”，大家选择了一致对琅，至少也保持沉默，一边看热闹。

所以，这件事更象是意气之争，而跟民族大义无关，用不着给他戴这顶高帽。

等事情再度回到李鸿章身上，意味着就不一样了。

特别是6月初，丁汝昌、琅威理率舰队远航西贡、新加坡、马尼拉，25日返回威海，丁、琅“两提督”一同赴津，与李鸿章面谈撤旗事件，李鸿章的态度便于此时有了明确变化。

这在李鸿章看来，无异于“要请放实缺提督”（这个看法，后来在他与薛福成电报中提到，并请其与英国外交部转达）。

不知是出于哪些事情的缘故，或许是个人的感觉，或许是部下的进言，反正李鸿章就是认为，琅威理一直希望全面控制舰队。

前边“李－阿舰队”的教训，李鸿章当然深有感触，记忆深刻。

李鸿章可以组建中英混合的洋枪队，可以使用华尔、戈登来率领洋枪队，但不表明他能接受“李—阿”舰队。因为华尔也好，戈登也好，都是听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