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是深刻的！……

历史证明，这样说的意思是――所提到的教训一般也不会被吸取。

福建马尾海战，就告诉大清太多的教训。

其一，朝廷中枢战守、战和不定，或反应迟缓，或左右游移、朝令夕改，不仅招至失败，前线将士浴血得来的战果，往往被葬送殆尽，流的血也白流了。

其二，朝廷远离战场，权力抓得紧紧。前线将领被后方牵制、束缚，没有足够的临机处置权，贻误战机。失败后，却往往是最大的责任承担者。

其三，缺乏机动作战力量。偌大中国，大量的兵力驻防各地，集中难，集中起来形成战斗力更难。七拼八凑调到前线的各部人马，分属各个派系，有时还各行其是，貌合神离、软磨硬抗。

仔细对照中法战争与后来的甲午海战，两者又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假设这次不是发生在越南，而是发生在朝鲜呢？大清又将如何？

这种假设，不是无端虚亡。因为相较于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法战争，怎么看都象是一次“带妆预演”。

其一，大清与外敌，围绕争夺和保守大清的藩属国而战。两国在国防、经济利益上发生冲突，法国为控制大清的藩属国，不管是政治外交活动，还是军事作战的目的，第一步必然指向切断藩属国与大清的联系。包括政治上，假惺惺地宣布赋予大清藩属国以“独立自主地位”，俨然站到道义的制高点上。

而大清，只能以传统的对属国的保护义务为道义基础。这一套在列强眼中，基本站不住脚。

其二，在军事上，法国凭借较强的军事实力，海陆协同，双拳出击。特别是利用舰队的机动性和隐蔽性，灵活寻找战机，造成大清兵力分散、处处薄弱，竟然不敢广泛调集兵力于一处，全力对决。至于每一战场上，猝然临之，又应付不暇，陷入被动。更关键的是，即使此处打得出色，而彼处失利，最终还是无法改变整个战局。

从1840年起，中国由于没有强大的海上力量，这种局面竟再三上演，毫无改观。

这些，朝廷上下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

然而，又能怎么样呢？一个昏沉的朝廷，一个沉睡的国家，能就此被唤醒吗？

何况，新的危机已经在酝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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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震荡再起东亚

1884这一年，中国与法国在越南陷入“拉锯”状态。

马尾港，法国人击败福建水师，让日本人看出了中国的虚弱。

特别是越南，越来越象块“吸铁石”一样，吸引着大清军事力量。这一点，日本人想必也看得十分清楚。

当中国几乎全神贯注于南方，也有一个人始终忧心忡忡，就是李鸿章。

对法战争，李鸿章对作战“心猿意马”，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前面未提到，就在这里。

虽然不得已，驻朝鲜的吴长庆所部淮军大部分都抽调到回国，但又驻止于东北，成两面观望的“骑墙”状态，也说明了老李的顾虑重重。朝鲜，毕竟还是显得清军兵力空虚。

“壬午之变”中日“交手”的结局，与其说是重压下的和平，不如说是一个以忍让换来的平静。他知道朝鲜的事还在发酵，不斩断日本人的狼爪子，日本人不会就此消停。

他也知道大清勉强维持着朝鲜的局面，已经是朝不保夕。

事实验证了他的预感。

同一年，在中国与法国争斗中，躲在暗影里观察了很久的日本人又趁机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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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甲申之乱——日本人趁火打劫

这个时候，偏偏朝鲜内部再次闹起乱子。

看来，盼着大清出事的不止一国，不止一人。

日本又及时开始了动作。

地点，就选在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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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日本人的一贯作风，一定在等待机会，如果等不到机会，创造机会也要上。这次朝鲜内乱，就是日本人在背后插手、搅动。

事物的变化，内因是主要因素。

朝鲜的乱局，源自内部分化，祸起“萧墙之内”。

前边说到，朝鲜内部原本就已经有两股势力——守旧派和开化派。

闵妃集团夺权和“壬午兵变”之后，守旧派基本被压下去了，闵妃主导的开化派占了上风。

随后中国、日本对朝鲜的争夺加剧，几乎已经成了公开活动，开化派又被撕扯成了两派。

一派奉清朝为老大，坚持早请示、晚汇报，被称为“事大党”。这些人中的闵妃一帮人比较特殊，刚开始想和日本接触，惹事了，最终还是被大清搭救的。从此比较死心塌地，又依赖大清了。所以闵妃这帮人属于本派的代表势力，执掌着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