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夫、而后是街边市民，也群起加入，数百名日本友好人民配合展开石块攻击。争斗几个小时，而舰上的12寸巨炮则调转炮口，对准了长崎市区，事情才平息下来。

照此说法，那么这件事，则是两件事。一个，大清水军去娼寮，发生斗殴。跟谁斗殴？先跟一个日本顾客（也有说是伙计）。为什么发生斗殴？说是为了争一个“女人”。

不光《长崎快报》对此作了报道，英国驻长崎领事也将事件写进报告。后来两国交涉时，李鸿章承认：“争杀肇自妓楼，约束之疏，万无可辞”。这就是说，清兵确实是违反军纪在先的。

但第二个，按日本人的说法，中国水兵集体出来殴斗，还动用了巨炮相威胁。

照此解释，中国人就是理亏的，不但毫无理由地挑起争斗，而且采取了武力压迫的解决办法。

那么，接下来，有几点就解释不通了。

日本所谓巨炮对准长崎，估计是有意夸张。那基本等于是战争行为，双方打斗、争气是有，但不至于为斗殴而以开战相威胁。可能有的船还在船坞里，如何开战，如何退走？

这个且不说，关键的分歧在于：既然出事了，仅仅事隔两天，为什么清兵又组织了第二次购物？

围绕第二次购物，为什么又发生了殴斗？

依据中日两国的条约，双方各具“领事裁判权”，清军闹事，警察制止，交由中国公使带回处理就是，渠道到目前应该还是通畅的。

基于以上，丁汝昌派人寻衅，可能性很小。

那么，只所以准许士兵放假、上岸购物，就跟没发生什么一样，只能是因为13日的事情并不大（没有日本夸张的那么大），而且已经解决――至少丁汝昌认为已经解决，可以正常行动了。

丁汝昌确实命令不得带刀械，从这一条，可以看出，丁汝昌决不会派人去示威，把事情闹大。

然而据日方记载，许多水兵手执棍棒刀器，其中包括从日本古董店购买的日本刀。

对照各种资料，双方都承认水兵所用之刀，确是在日本的店铺里购买的日本刀（我们叫倭刀）。但确切的是，北洋水兵只是想拿回做纪念。

那日本的记载中渲染此事，必定是有意的，与清兵首先有污辱性行为的说法一样，都是为了把责任栽给清军。棍棒之类的说法，同样也就不足为信了。

再看看双方的伤亡。日本的资料是，清军军官亡1人，伤3人，水兵亡3人，伤50余人。日本方面3名警官负伤，巡察亡2人、伤16人，还有十数名住民负伤。早有预谋、事先准备上街群殴的大清水兵，会在伤亡数字上高于日本人吗？

应该值得注意的倒是日本人自己的说法――“早有准备的200多名警察冲出来，对大清水兵进行围攻”。这已经算是彻底“露馅”了。

这表明，反而一切都是长崎警方有所预谋的。

所以，我们只能判断，从表面看来，中国水师官兵与长崎日本警察的冲突具有偶然性，尤其是第一次冲突。但偶然性的冲突，却为第二次的必然冲突埋下了“引信”。而点燃这个“引信”的，是日本人。

如果我们能把这件事放到更大的背景下分析，可能就会更接近事实，找到它背后隐藏着的事件必然发生的趋势。它实际上是19世纪80年代中期中日及远东局势复杂化，日本对中国敌对情绪逐渐高涨的一个具体后果。

我认为，这才是要害。

想想，8月1日，北洋舰队抵达长崎港，长崎市民挤满了码头，首次目睹来自中国的“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舰无比威猛地驶入港口。

这可是除了欧美国家的军舰，日本的近邻大清也派出了这样的舰队。

尤其是那两艘铁甲巨舰，体形巨大、显示无比威力，仅从日本人拍摄的照片看，也确实够吓人、够震撼的。

要命的是它还是大清国的，要是美国的，英国的，俄国的，日本人早就锻炼出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了。

望着威风凛凛的巨舰上龙旗高扬，人群中，有人惊叹、羡慕，也有人顿生嫉妒、失落和愤懑，种种的复杂情绪。

产生这些情绪的，有民间的人士，也有警察等政府人员。一些日本人酸劲或辣劲一上来，就做出了不友好的行为。

所以，也可以认定，所谓争抢“女人”，就是个别市民对大清海军不满的发泄，而蓄意挑衅，发动对大清水兵的围攻，则是第一次冲突后引发的整体敌意的积聚、升级。

由此可见，大清巡游日本，远不是李鸿章所期待的那样简单美好，真是“开始很美好，但结果会很忧伤”，实在是有违初衷。

这只能帮助那些抱着对外扩张主义的好战分子。

日本国内本来就很微弱的“联合清国”论者，更加微乎其微了，从此，几乎没人为大清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