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胜任的几百吨的小炮艇——被称为“蚊子船”的炮舰。

丁汝昌选择一死来承担罪责，并不入日本寻求庇护，也算是保留了气节。但所谓殉国——死了而已。价值何在？

我为清国海军将领不解：既然值得为之献身，为什么不战斗到最后一人？既然有决心去死，为什么不出去拼死？

没文化的莽汉都知道：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了。这些读过书、留过洋、识得英文，一肚子文化的人，怎么就不能象一个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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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

将军一去，千古毁誉不定。

历史长河沉淀下的，有每个民族的情感和是非准则。我们应当有自己的看法，但也应承认历史的情节往往是复杂的。

细读史书，今人只够体味当时艰难于万一。不管怎样，北洋之败，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是一个不容后人以现世的精明加以轻薄的话题。

北洋做了该做了，有不屈和牺牲，也留下了遗憾和教训，我们本来需要记取，不必刻意为之开脱，事实更不容扭曲、美化，那同样是一种污名。

我最恶心的就是有人虚无地谈什么人性，还有什么人性化。这种行为的实质就是否定人还有牺牲，还有“舍生取义”这种大义，直到把人降低到了动物性层次，还有某些人的奴性上去。

我们再次取得对日战争胜利的抗日战争，七十年都过去了，那时的先辈都知道，“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亡国奴，做狗都不如，还谈什么人性化？

牺牲，成了“反人性”，这种逻辑让我无语。我只想说，幸而每一个时代中国都有自己的脊梁，但不是汪精卫。幸亏有起来抗日、敢于牺牲的人们，现在的人才有这种可能，顶着一个中国人的身份，骨子里全是奴气地谈什么“人性化”。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还是回到那个问题上：只有每个人都能顽强战斗到最后的精神，才能让外敌不敢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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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在北洋大臣的调查报告中，称丁汝昌“见事无转机”，决定实践自己的诺言，以“一身报国”。[《署理北洋大臣王文韶复奏查明丁汝昌等死事情形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北洋战败而亡，非战之罪也。

两国相争，胜败岂止是在战场？而在这场战争，引起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岂在前线？

很大程度上，把他们裹入深渊的，是那个早已沉沦的大清王朝，晚清时代。

北洋大臣的调查报告，当然会讳言这一背景，不过也有其“识时务”的一面，在对北洋战败之情节的认定上。

但是，百年来，围绕丁汝昌之死，却引起旷日持久的争论。

两种对立观点的人群，引用各自有用的话语、资料，去加以分析论证。

最对立的问题在于：降书是何人所写，这关系到丁汝昌是先降后死，还是死去以后，别人让他来顶这个黑锅。仿佛与将军的死难相比，这才是更为重要的问题！

关于北洋海军在弹尽粮绝之时与日本签署的降书，一个多年来的定论是：在1895年2月11日，丁汝昌用酒服下鸦片一夜苦熬，早上7点才气绝。此后部下牛昶昞盗用了丁汝昌的提督印，以丁名义与日方签订了《刘公岛降约》。导致日军长驱直入威海港，北洋海军就此瓦解，罪魁祸首就是牛昶昞了。

其实，这样说的话，整个北洋舰队只有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和张文宣是坚决不投降的，其他人全是投降派，而不仅仅是牛昶昞他们几个人的问题。否则，单凭一个牛昶昞和几个管带也搞不成。

史书上说——召牛昶昞至，对他说：“吾誓以身殉，救此岛民尔！可速将提督印截角作废！”[引自陈诗《丁汝昌传》]牛佯诺之——这句话里，本身就有矛盾。能救岛民的，只能是投降一条路，岂是丁汝昌一人身死即可免去的？将提督印作废，根本阻止不了大家的投降，只是避免大家以自己的名义投降，就是说，投降是大家的事。

如果这样，丁汝昌又如何躲得过朝廷的追究？

其实，这个说法，还是无法解释丁汝昌为什么死？

他是局面失控以后，畏罪自杀、一死了之吗？这恰恰降低了丁汝昌的高度，这样死得太窝囊，太没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