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战”，先自避战，这就是李大人思想中的伐谋上计！

兵法讲“上兵伐谋”，“谋”指的是谋划全局，未雨绸缪，而非仅是战时权宜之计策、临阵之智谋。现在已经两军对垒，至少已经到了“伐交”的阶段，“伐交”再不成，就要动刀兵了。大清国都处处背动了，还讲什么伐谋！

我们承认，兵法是推崇“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兵法上讲了：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更重“造势”，以形成“我不可战胜”的局面，以压迫敌人，才能达到“不战”。

相比来讲，袁世凯倒还真能识得“造势”的玄妙。

先前袁世凯与叶志超商量，借部分兵力到汉城示威、布势，叶志超无法自主，请示又不允许，袁世凯便提出了：“不妨先播进汉声势，而不必遽进，看其如何变态。”[《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5卷]意思是说，你们可以先做做样子，不必真急着进汉城，我再对外放点风声，制造点“气氛”，看看有什么变化。

不能不说，袁项城不愧称在朝鲜“以一人敌一国”，就是鬼点子多，坐镇朝鲜，跟日本人斗了十来个年头，没有几把刷子，也混不下来。

说干还真干，叶志超不干，自己单干也要干。

不久，汉城就风传：聂士成“准备以谒见为名，率二千大兵入京”。

这一搅和，还真能试出草里有什么兔子要跳出来。

大鸟圭介听到风声，异常惊慌，给国内打报告，准备“如不听其劝告，即以武力相拒”。而陆奥宗光回电则称：“可进行劝告以制止其入京，但不可使用武力。目前英国正在两国间进行斡旋，非到万不得已时不可使用武力。”[杉村濬：《明治二十七八年在韩苦心录》]

这时候，日本人还在争取外交上的主动，并以外交烟幕掩护兵力加紧部署，一切还未安排妥当呢。

可见，当时如果清军及时增派兵力，在军事上争取主动，不失为可行的办法。

可是，这种试探，最后价值为零。

孤身待在朝鲜的袁世凯，凭这点聪明“鬼点子”，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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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了：

李鸿章在已觉察日本怀有“侵夺之谋”的情况下，不作军事上的充分准备，以立于不败之地，而想依靠对日交涉，并且处处避免刺激日本人，企图保全和局，当然只能是一种幻想。

可悲的是，这种思想，却使他在战术上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不管是对外交际场，还是战场。

这些，都是因为李大人根本没有掐准日本人的企图。

朝廷上下，后人，以及后人之后人，说你李大人“消极避战”，你还有什么可委屈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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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多边外交已难支绌

与日本直接交涉陷入“死循环”，除了“关机重启”，干掉日本人，还有其它手段吗？

有——我是说，希望还在。

李鸿章还祭起了另一个重要法宝：以夷制夷。

这一套，说穿了不过是——以日本的行为会影响列强在华利益来说服列强干涉。意思是：好处被人拿走了，就没你们的份了啊。

后来一百多年时间里，都有人以此来攻击大清的无能、李鸿章的迂腐。须知，晚清时虽无“平衡”这一说法，但李鸿章比我们清楚“以夷制夷”这一招法，能不能有效，也说不准，只能试试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军事上不强，奔走在虎狼群中，耍横是不中用的。

“割肉饲虎”，李鸿章面前，基本就剩下这个选项了。

两害相权取其轻，或为了与长远的对手建立联盟，以对抗眼前的敌人，有时候，不得不舍出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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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某些人很认真、很虔诚地跟我们讲：甲午败在不能很好地运用国际法。

是，我听了不禁频频点头，我承认这样说有道理。

我说的“有道理”，仅仅是指两种情况下：

一，要是大清铁定能赢，却不注意运用国际法使战争胜得更完美，这样指责他们失策，则有几分道理。

二，要是大清铁定会输，却不注意运用国际法让自己败得更“帅”，这样指责他们一下，也有一定道理。

除此，啥都不行。为何？战斗力才是核心，国际法于战争只居次要位置，不是什么通关“神器”，只能作为辅助“装备”，打个旗号、贴贴门面也可以。在诸多因素都不顶事情况下，你拿这个来“盖全”，则无多大意义。

恰如一个人身体本来支持不了“多久、多坚”，还讨论什么“技巧”问题？

所以，实际上，对这些迂腐学究近似混饭吃的成果，我真想大吼一声：少跟我扯什么国际法了。那时还有什么国际法，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