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权辱国”，这一笔笔烂账记在他头上，看来说啥也得委屈委屈李大人，让他背负“国贼”名声了。

个中滋味，唯有李鸿章大人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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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到李鸿章这里，好象又走入了一个分叉。

按照史书记载，李鸿章大人分明是深知日本人的威胁，深为忧虑的。

外交的失利，战场的失败，原因肯定不止一个。

但仅凭个人好恶，相信一个敌国的首相，不能不说过于单纯了吧？原因就这么简单吗？

这两种记载看似矛盾，但我对这两个方面的记载都充分相信。

因为这事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并不怪异。

李大人不是不知道日本人的野心，否则他不会一再上书，提醒朝廷警惕日本、加紧备战，甚至也是未雨绸缪，作过一些准备的。

李大人恐怕也比谁都清楚，日本的实力已不可同日而语。

之所以弄出这种矛盾的表现，全因为李大人心存侥幸，还指望能尽力避战，为大清朝消弭一场兵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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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人的避战策略，无非一压，二劝，三化。

压，就是派兵，示威。大清海军赴日本友好访问，舰炮也曾对准长崎。看来李大人对海军的威慑作用，还是很有研究，麾下北洋水师将领，耍这一套也是很得要领的。

劝，就是搞教育引导，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诱之以利。李大人这么大年纪的老者了，还试图与日本掌权的少壮派们表示谦卑，一口一个贵大使、贵大臣的，拉家常、套近乎，得空就讲点中日友好的大道理，还不够给面子吗？关键是这一套对人讲行，对日本鬼子不行。

化，不给日本人以任何借口，再想法办转移矛盾，为了大局，忍和退都在所不惜，可以一忍再忍，大不了霍出老脸去。实在不行就拉着几个洋人上，化解危机。

三字诀，合成一个字，实质上就是“拖”。争取一天算一天，拖后一年算一年。

等三招使完，实在无法敷衍的时候，却发现，等和拖，成全了别人，伤害了自己。

到时候，找谁问：时间都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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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人最大的失策，是嘴上说一味“谋全”，心底里实为“谋和”，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与日本人消磨。

毫无意义的消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李鸿章与官员、将领的往来电报中，一再提及静、忍。

6月17日，谈判还在进行时，驻日公使汪凤藻已经察觉日本动作不小，提出增兵的建议，“似宜厚集兵力，隐伐其谋，候余孽尽平，再与商撤，可望就范”，应该说，一开始就把动静搞大点，对日军施以压力，还是有助于事情的处理的。

但李鸿章却复电说：“日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因拟必战，殊非伐谋上计。”[《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5卷]

18日，袁世凯亦致电李鸿章，“日廷意在胁韩，大鸟不能自主，难与舌争。似应先调南北洋水师迅来严备，续备陆兵。”

袁世凯提出加强军备，不可单靠口头上的交涉。这个建议切中要害，谈判，必须以军事上的压力为后盾。李鸿章却认为大清增兵，刺激了日本也相应增兵，反而会造成“必战”的结局，所以，还是要保持“备而未发”好。

对于汪凤藻、袁世凯二人加强战备的建议，李鸿章不是没有考虑过。

但是，李鸿章的担心占了主要——大清增兵，反而触发战争。

这个想法，除了他对建议者的回应之外，在他致总理衙门的电报中，也阐述得比较清楚——“汪、袁皆请添拨重兵。鸿思倭兵分驻汉、仁，已占先着。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叶驻牙山，距汉二百余里，陆续添拨已二千五百，足可自固，兼灭贼。我再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今但备而未发，续看事势再定。”[《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5卷]

总之还是——弄点兵在那摆摆架势，既能自保、也造点压力就行了。重兵相压，剑拔弩张，搞不好就擦枪走火。惹不起，就躲远一点，别打起来。

就是在这一思想主导下，李鸿章一再拒绝了部下出兵的建议。

包括持续到此后的一段时间内，7月初，叶志超请示移军水原，逼近汉城，而李鸿章却回复：“与日相逼，日转有词。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仍望静守勿动。”[《寄朝鲜成欢交叶提督》，《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6卷]

连北洋海军自己提出的赴朝鲜的建议，李鸿章也是再三犹豫，而让海军白白在近海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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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