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中国沿海这么大，不好防备，经费紧张，筹款不易，都需要考虑。——强调了很多困难，最末了又硬起来了，说如果事情真到了非打不可的地步，那也顾不上这么多了。

这也算个出兵的方策吗？

奇怪的是，拿不出个可行的方案，大清就要开战。

所以，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帝党一帮人，就如此轻率地——“主张开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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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难为李鸿章

也真难为了李鸿章。

李鸿章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伴着各种身份带来的尴尬，勉力支撑。

因为诸多头衔在身，有的还不一定好使，但职责、任务却实实在在地、并不和谐地压在头上。

北洋大臣——总理衙门的实际处办者。一直被有些人认为，作为外交部门、总理衙门的下级，却好象是北洋在给总署那边下指示。权力是有了，面子也不小，却不得不奔走呼号在对外交涉的舞台中心，四处作揖说好话。谁让李大人地头熟，谁让洋人都只认他，不认总署呢？

北洋大臣——北洋海军——海军“具体负责人”。你能调动，你能指挥，就指挥着上啊。海军是大清的，也是李大人的心血，是李大人的根基。如同含辛茹苦拉扯大，难道轻易就失掉吗？

直隶总督——军机大臣（间或）。远处前线，则左支右绌、调动不畅，高居庙堂，则中枢失灵、调度失措。是进亦忧，退亦不妙。

淮军统帅——对日战争的实际指挥者。虽然有皇帝的授权，大多时候，这个“总指挥”是大家不愿揽的活，李鸿章又更多的被其它部队当成淮军的总指挥，仅仅是因为皇上一道谕旨，调的是淮军，自然而然就是你上了。

后党重臣……

当然这个属于“被认为是”。只所以“被认为”，也因为李鸿章确实还在琢磨太后的心思。估计恰逢太后60大寿，一定想过个太平庆典，不希望打起来，这一点也被李大人算准了（其他的聪明人也能看清这一点）。

但有一点往往被忽略，就是李鸿章何时向太后靠拢？

弄清这个问题很关键。

因为我也曾经看到，李鸿章面对动荡的时局，竭尽小心地维持，也曾经期待小皇帝亲政，对他能改变世事抱有极大的希望，他在一封信中的话“但冀因循敷衍十数年，以待嗣皇亲政，不知能否不生他变。焦悚莫名”，多少体现了这段殷殷忠心。但是，什么时候起，就变成曾经了？

所谓靠拢太后，是奕?这位老上级、也是“洋务运动”老战友失势以后。具体应在修颐和园的过程中，李鸿章才通过配合奕譞的工作，表现出对太后修园子的支持。

而且有一段时间，李鸿章还耍过态度，对奕譞商量向北洋“借钱”的事，冷冷地回以“我这里也缺钱，请王爷从别的地方另想办法”。后来，等到奕譞再向李鸿章商量向各省摊派“特别捐税”，李鸿章突然转变了，变得非常支持。

我相信有这样一个原因：李鸿章听说“存入银行生息，本金拿来购舰”，一见有利可图，马上答应了。

所以，李鸿章的转变，有多种原因。至少，极有可能是势单力孤，想要抓住奕譞这棵大树，为自己挡风遮雨。同时，搞好与这位海军领导人的关系，有利于为北洋谋“发展”。另外，就是直接的“有利可图”。

既然奕譞是太后的红人，与他走近一点，疏通与太后的关系，同时也偶尔亲自向太后示示好，又有何不可呢？

而且，奕譞确实支持了北洋舰队，拨船、拨钱上，给了种种条件。他们还一起干了很多“好人好事”，比如操持了修铁路、建海军码头。

弄清时间，有助于我们具体分析原因（有一贯的倾向，也有偶然的因素，必须因时因地而视），弄清原因，能更好地找准他的动机。

弄清动机，很重要。

以李鸿章的作派、思想，再加上动机，于是我相信，他肯定把这当成“智慧”，而不是软弱。

事情，也就不是看上去的那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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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太后——皇上——李鸿章之间，不是单纯的选哪边站的问题。实情更象是，李鸿章玩弄的，是尽可能地把握与太后和皇上之间的距离，形成“三角关系”。

投向某人的怀抱，还没到那程度。别说小皇帝，李鸿章干什么事的时候，也没有非得先经他批准，以李鸿章的地位和重量，偶尔也敢说几句真话，呛一下太后。至于向哪一边偏一下，全看李大人权衡之后来定。

甲午年也是这样。仔细翻阅皇上的旨意和李鸿章的命令之间，就会发现总有一些出入存在，有时是你说“就这样吧”，我不说不行，我说“再看看”；有时是你说“就这样”，我说“按皇上的意思，另外还要怎样怎样”，有时明显，有时隐隐，总要搞个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