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公法止战。伏俟回教，即揭白旗回，望勿开枪。立俟回书。”[《甲午战争史》引自《楚囚逸史》]

立见尚文接到停战书，心头按捺不住大喜：天照大神显灵，这可救了日军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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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志超不知道，战场的平静，根本不是更大规模进攻的先兆。

叶志超更没有判断出，日军对平壤发动的是一次极为冒险的进攻。

按他的判断，清军后路被断，什么都不足，但实际上，对面的日军也好不到哪里去。

虽然有比大清朝强很多的后勤兵站体系，但也有断档的时候。

本身运输船不够，加上海上大清舰队的威胁存在（日本人想象中的也算数，效果是一样的），运兵、运粮、运弹，十分困难。先运兵好，还是先运粮好，这是一个极为令人挠头的选择题，不得已，日军只能以运兵优先，先把人弄过去再说。

正因为如此，日军才希望以快制敌，打一场速决战。

但长途艰难跋涉，又在平壤胶着一天下来，此时的日军，也已经断粮，连饭团子都吃不上了。一句话，推进太急，后勤跟不上来了。

所以，对面的日军也在苦苦的坚持。尤其是弹药不足，更是日军最大的不利因素。没有子弹，步枪虽不至于成烧火棍，但也就是能当红樱枪使了，就算拼刺，能爬过清军火网，贴上清军士兵，发挥“两米之内的硬功夫”吗？

有本书讲：“叶志超只看到自己缺粮，却看不到日军也在苦苦支撑。”

老实地呆在平壤城里的叶志超，根本没有胆量派出机动部队，估计也没有派出什么侦察人员，朝鲜也成了“敌国”，各种信息不通，成了聋子和瞎子，怎么可能看到日军的情况。

于是，在一个被吓破了胆的将军——叶志超眼里，只有不利条件，没有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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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平壤战场天气骤变，雷鸣电闪，大雨倾盆，疲惫不堪的日军只能在雨水中露营，苦不堪言。日军将领清楚，不要说清军还有有生力量，可以发动夜袭，即使清军能在暖暖和和的营垒中舒舒服服睡上一觉，等到日上三竿再杀出来，恐怕都能一鼓作气将日军赶出平壤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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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打下去，确实十分危险。

正在惶惶无计的时候，意想不到清军竟会“高挂免战牌”，主动提出停战，怎能不让日军喜出望外。

读过停战书，确认自己眼睛没花，疑心未消的立见尚文又接到手下报告：在七星门上挂出了一面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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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兵要求停战，在日军看来，就是要投降。外强中干的日本人决定干脆再装大一点，写好回书，并派人接洽受降事宜。

一名大尉——大队长桂大尉带一小队士兵前去。

有记载说是立见尚文旅团长亲自至玄武门，这一说不可信。日本人为了体现自己军事指挥员的英勇，常把他们说得亲冒矢石、冲在前面。那都是吹牛的，别听他们忽悠。

我曾仔细琢磨过侵华日军的指挥体系特点，他们联队长以上的指挥官离前线很远，比有些国军将领都不如。日本人有个“肉弹攻击”的战术，就是不惜代价向敌人阵地集群冲锋，直到用堆成山的尸体把敌人吓疯，把对手的意志摧垮，可是被驱赶的都是下级军官和士兵，到联队长，已经不是一个层次了。

抗日战争中，日军被打死的高级军官很少，其实就有这方面的原因。只有研究我们才知道，八路军在黄土岭用几发迫击炮弹炸死日军中将旅团长阿部规秀，需要潜进日军阵线多深，需要另加多少偶然因素，这一战果得来多么不易。

一个少将旅团长会为和清军洽降这个尚未确定的事，甘冒危险，到清军把守的城门下吗？回答是不可能。

这种危险还是下级军官去担吧。桂大尉带人进入玄武门，到内城门前喊话。

估计是：投降，挂白旗不算，得缴枪才算……这类的话。清军却并不听他嚷嚷，也不打开城门。

因为言语不通，桂大尉即用铅笔在纸片上写道：“若降服，可允。应速开城门，集中兵器缴于我军；否则，即攻取之。”强撑着架子再吓唬清军一把。写好，从门缝塞进去。

等了一阵，清兵从门内又塞出一张纸。上面写着：雨太大了，一时难以通知到各军，明天早上一定打开城门（清兵亦书于纸上答以：“降雨甚，刻下兵多，难以速散，当期明朝，开放此门。”）

拿大雨为借口，实在是难以令人信服。就是熟人给你下请帖，请你参加婚宴，你说雨大去不了，人家都可能认为你是托辞，何况是敌对双方？两军对垒，计出百端，谁不留个心眼？

没有敲开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