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于现在很多人懒得讨论。但我们得感谢国家的工业发展，感谢国家军工发展，让我们觉得造个这玩意简单了。要知道，即使是今天，大多数的国家连一支枪、一颗子弹都造不了。

而在大清朝，就连自造的炮弹也难得，技术不行，加上没钱也造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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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洋务派官员也一直在努力。

大学士左宗棠早就对外购军械持有清醒认识，认为“购械外洋，以银易铁，实为非计”，一旦遇上战争，被敌船封住海口，或外国保持中立，那就会受制于人，购买运输均无从下手。而且，购买的枪炮和弹药型号不一，保障复杂，战时便会造成困难。所以，洋务派官员都梦想实现武器的“国产化”。

从光绪二年（1876），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就上疏请示，“选派制造学生十四人，制造艺徒四人，由出洋监督带赴法国学习制造”。自此开始，新式机器，及砲台、兵船、营垒、矿厂方面所需技术人员，也不断派人出去培训，回来也成了技术骨干。

各地督抚也积极想办法建立枪炮弹药制造局（厂）。

在上海、江南、天津几个沿海制造局之外，丁宝桢、王文韶等人又积极主持，先后在内地建立了山东、湖南、四川三个制造局。由“清流派”急转向“洋务派”的干将张之洞主政两广，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也开始购买制造枪弹机器，准备设厂开办。正好广西巡抚李秉衡，也为广西购买枪弹机器一部，刚刚运解到粤，广西撤防，也没钱搞了，干脆就留在广东，给了张之洞，全当“赞助”成立了广东制造局（广州枪弹厂）。后来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张之洞由两广总督到湖北任湖广总督时，又跟接任的总督李瀚章（李鸿章的哥哥）耍个赖，随同将为广东制造局新购的机器运往武汉，建成了最大的综合性制造厂——湖北枪炮厂。

规模不断扩大，但效果如何？先说点让军事爱好者们兴奋兴奋。

从记载来看，这些厂子也一直在努力仿制试制枪炮。不但在前膛枪炮、火药的制造技术上有所进步，而且，也成功仿制出了后膛枪、弹，及小口径火炮的“开花弹”。早在光绪三年（1877年），湖南巡抚王文韶就报告朝廷：“湘省一年以来，先建厂，次制器，仿造洋式，规模粗具。后膛枪及开花砲子（炮弹），试演均能如法，与购自外洋者并无区别。……火药一项，督匠精造，与洋火药不相上下。”

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根据四川总督刘秉璋报告，“川省机器委员曾照吉等”能自教工徒，仿造外洋枪炮，并制造火药。历经数年，造出机器一千五百九十件，洋枪一万四千九百枝，火药二十八万馀斤，铜火帽一千三百七十五颗，后膛药弹六十八万五千五百颗，铅子六十万五千颗，还有洋砲三具。两广总督张之洞也报告：这年，刚刚建成的广州枪弹厂，就能仿造毛瑟、马梯尼、士乃得、云者士得四种枪弹。而且试办之初，每天就可造二千发子弹。熟练之后，每天可造八千发。

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张之洞在湖北省城初建兵工厂时，计划向外国定造枪机器，达到每年能造新式连珠十响毛瑟枪一万五千枝，每枪一枝，随弹五百颗，每年制成枪弹七百五十万颗。每年能成克鲁伯七厘米半至十二厘米口径的行营炮，及台炮共一百门，一般外国军队每门随带炮弹三百发，按最低标准，准备随弹二百发，每年须成实心弹、开花弹各种弹共三万颗。[以上均据《清史稿，志一百十五》]

这些成就，应该是很令人振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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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开始说但是——

仔细在这些记录里寻找，各厂所造，仅限于枪械和小型火炮弹药，对于大型炮和炮弹而言，一直没有大的突破。

而且，即使是能造的东西，产能有了，还有一个经费问题。相比几百万两的建厂费用，日常生产的需要，却是一个长期的支出，需要长期稳定的财政支持才行。

朝廷采取从本地的税中留拨一部分，其余让各督抚自己筹办。这严重制约了制造速度和产量。

就以张之洞建的湖北枪弹厂来统计，要达到他所想象的产量（炮弹还是按最低标准算），一年经费约需银七十五万两。靠湖北财力自行筹措，根本拿不出。所以，开工之后，连一半的产量都达不到（“所有枪砲药弹，每年各造一半，约需银四十万两”）。张之洞再三请示朝廷，要求将湖北省每年的土药税银二十万两，川盐加价银十万两，共三十万两，拨给枪炮厂作经费。

结果就是，大清到处缺钱，也就经常难以全部保障。

根据大清有关部门的报告，上海制造局，岁用银四、五十万两，天津局岁用银二十馀万两。王文韶办的湖南制造厂，自光绪元年五月开办至二年十月，18个月，共用二万二千馀两，以后每月以三千两为度，实在是少得可怜。

就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