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关头，就不堪设想了。

所以，唯有盼望大清海军能够战胜日军，为自己争取到生机。

遭到重创的北洋舰队，拖着残破之躯，回到大东沟，只是尽自己的职责，实际已无力再战。如果不是伊东胆寒，判断失准，结局仍然没法想象。

但北洋舰队仍然回到自己应该在的位置。

“查兵船开仗，运船极险，幸日船被创颇甚，退去修理，铭军乃能乘间起岸，日内不致游弋截夺……”[《中日战争》]李鸿章的电文，也不全是虚词。

仅凭“完成任务”这一点考虑，事后，朝廷也不应完全按交战失利来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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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成熟的军队，胜不骄，败不馁。战事未休，应整装再战，不允许自甘败亡或斗志焕散。正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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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在如何对待战争胜负上，态度更加重要。

北洋海军，需要一段时间来抢修军舰，更需要一段时间来调整自己。

但北洋面对的，首先是要应付来自上方的压力，需要给当权者一个“合理”的交待。

这是一个很费脑筋，很扯牵精力的事。

报告内容就颇费斟酌。评功摆好，推诿责任，保奖参劾，都是一门大学问。

时间紧迫，很多情况根本来不及核实。

但丁汝昌很快便将第一通电报发往天津了。

他只是讲述海战的过程，双方损失，对其他问题避而不谈，绕开了那些需要大学问才能摆平的事情。

这其中包括了作战不力人员的情况，对临阵脱逃者方伯谦，开始，丁汝昌也并没有打算把他推出去。

这种报告显然是无法令上级满意的，事关责任追究，只表扬、不批评，讲问题只讲原因、不讲具体人员，是交待不过去的。

李鸿章当然也要对上运用“大学问”，但在部属打“擦边球”上，既瞒不过他，也擦不过去。

一番来回之后，于是我们看到，随着李鸿章收到丁汝昌的报告，再上报军机处，有些本身就说不清的情况，甚至还有些“谎言”，也在层层向上传递。

本来，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等五舰，日舰一艘未沉，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经李鸿章的“润色”，成了“以寡击众，转败为功”，“我失四船，日沉三船”。当然，有一舰是自己在家门口触礁的，不是海战中造成的。

打成这种结果的话，绝不算是败局，起码也是平手。

当然，北洋官兵确实认为被自己打得失去战斗能力、逃出战场的几艘日舰，是指定经不起波涛、回不到老窝的。客观来讲，接下来的战斗也说明，日军有几艘船已经“倒地十秒不起”，无法参加中日战争了。我认为，虽然所报不够准确，这和战损无甚区别。要真说当场看到沉没才算数，或者说要达到我们在后来一些时期坚持的“敌人被击倒三分钟没动，没有掉在战壕里，也没有被人救走，才算击毙”的严格标准，那时候也没有。

统计战果，不准确有之。但怀有“曲意回护”之意，故意夸大缩小，则是不容肯定的。

其实，小日本也惯会搞这一套，持续到抗日战争还是。伊东回去以后的报告，大家可以查一查，也虚报了大清的伤亡。对国内的宣传需要这个，对保护和激励士气也需要这个，谎言说一万遍，连说谎的人自己也都信了。现实情况跟理想状态是有区别的，很多问题就是这么吊诡。

当然，这些数字对后来的研究者，会造成很多干扰。还原历史真相是重要的，李鸿章的这些数字，也广受责备。

军舰庞然大物，不是小木桨船，知道自己的军舰数目不好隐匿，就转而从敌方那里上做“假账”，当然是要狠狠揭批的。

但很少有人具体考虑一个问题：大清的事，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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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大清朝廷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给予大力褒奖。

10月5日，李鸿章根据海战报告，为英勇牺牲的邓世昌、林永升、陈金揆、黄建勋、林履中申请抚恤，其中陈金揆、黄建勋照总兵例抚恤，其余全部按照提督例待遇，并分别追赠称号、世袭官职。邓世昌的事迹尤为壮烈，还被赐予谥号“壮节”。

而且，因邓世昌、黄建勋、林履中等管带不愿独存，与舰一同沉海殉国，痛心之下，李鸿章建议并迅速得到了朝廷允准：今后各舰凡前敌冲锋尽力攻击而致船沉，或机器损坏，或子弹罄尽，或伤焚太甚者，准免治罪，仍予论功，以为海军保存人才。

这条对海军章程加以完善的重要规定，确实在对待官兵、看待成败上，具有了今人所称道的“人文精神”的内涵，是一个进步。通过这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