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历史教科书上的说法，李鸿章一味“保船”——消极地保存实力，命令北洋舰队坚不出战，致使被动地挨打，直至全军覆没。

但我感觉历史记载到这里，明显地再次出现一个分野。

保船，李鸿章之过吗？

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大致有二：

李鸿章首次亮出“保船制敌”的方针，还是在1894年8月29日，李鸿章在接到朝廷对北洋舰队行动不满、要求遴选将才代替丁汝昌的命令后，所回奏折中提出的——

“惟现在密筹彼此情势，海军战守得失，不得不求保船制敌之方。”

算作铁证的还有李鸿章同时提出的——

“惟不必定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盖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

我们知道，这一想法，十分符合李鸿章以北洋舰队为“战略威慑”作用的一贯思想，也十分符合李鸿章“以炮台护兵船”的既定方针，根本不需要质疑。

为这一道奏章，也为这一纸建议，李鸿章背定了“消极保船”的恶名。

加上有两次丁汝昌要求带队出海，寻机攻击日舰，更证明了李鸿章的消极避战。

其实这个情节，我们前边已经分析过。8月29日，甲午开战的一个多月内，正是李鸿章与丁汝昌此起彼伏，忽战忽守的变化之中。

况且听人之话语，当考虑所处语境。按照当时的情形，朝廷对北洋海军开战后的无所作为已是难以容忍。所以，这些话含有相当大的成分——李鸿章不得不曲意回护，针对朝廷的指责，为丁汝昌开脱。

而且我们也已看到，接下来，便是李鸿章也督促北洋舰队出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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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李鸿章确实有一个策略。

这牵扯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始终十分清醒：此时敌我力量的对比，优势并不在大清一边。

这一点，从李鸿章向朝廷提出的制敌策略上，已经完全地反映出来。

我们从实力对比出发去认识，李鸿章的策略，就不到认为没有一点价值，至少可以认为那其实是唯一的可选之选。

即使不能消灭日本舰队，只要北洋舰队保持存在，就能时刻给日舰队造成压力。

日本舰队一样无法腾出手来，干其它的。这就是牵制。

黄海大战已经结束，事实证明，海上对阵确实不太理智。一场战斗拼光老底，遇到的就是最坏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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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说是一样，做是一样。一个人的行动，有时候也会有变化和偏移。

实际上，回顾战争进程可以发现，从一开始，李鸿章并没有始终坚守这一“保船”策略。

相反，前边我们已经看到，他从决心开战之时，便派出军舰至黄海、深入朝鲜沿海，掩护牙山清军。丰岛海战后，又加大护航力量。

从战争开始直至黄海海战前致丁汝昌的一系列电文看，李鸿章一再命令北洋海军，所用词语皆为“出海巡游”、“相机攻敌”，对日本海军实施“迎击”、“截击”……

这些行动，可以看出，在此时期内李鸿章不仅没有让北洋舰队“避战保船”，也看不出“不必定与拼击”的战略，反而一再令水师主动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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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再次回头对照李鸿章的“保船制敌之方”，仔细思考之后我断定，李鸿章的思想是“保船”，但更重在“制敌”。

保船是为制敌，制敌才是目的。这条无可厚非，因为保存自己才能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才能更好地保存自己。

“保船制敌”，更非“保船避敌”。

因为，对于同一个拳台上的拳击手来说，避是避不过的。

至于长期以来，有人关注于李鸿章保存实力，为自己留下退路——因为失去北洋，李鸿章就失去了赖以支撑的“资本”——这看似有一定道理，但我觉得，讨论价值不大。

消极避战的行为已难有立足之地，即便李鸿章想干，大清朝皇上不允，朝中舆论也不许。

反过来说，船保住了，战争失败了，李鸿章被撤职查办，那个北洋还能是他的吗？

失船事小，战败罪大。后果，李鸿章一定比谁都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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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开始后，身负对日作战的实际指挥官责任，由以谈求全，到以战保和，是李鸿章不能不做出的战略调整。

“保船制敌”这一战略的实际执行者丁汝昌呢？

唯一能执行“保船制敌”策略的，是丁汝昌。反之，唯一能曲解李大人的意思、篡改这一方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