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下旅顺势在必行。

1.海上运兵有风险，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这个计划，是黄海大海战之后制定的，但它是否有一个不确定因素：日本海军能否压住大清北洋海军？

2.分兵旅大，到辽东半岛南端，可以对辽东半岛实现夹击，这当然很有气势，但如果前一个前提不能实现，光计划宏大有什么用？打仗也不是为了壮观、好看。

3.为什么第二军不和第一军一起，并肩突破鸭绿江？从陆上平推，自安东、岫岩、盖州一线遮断辽东半岛，并向南攻击，占领辽东，不是安全一点吗？

4.既然要大老远地把部队从国内调到朝鲜，并集结到北部，干嘛还要费这大劲从大同江口，运到辽东？

5.既然有把握保证第一前提，为何不从本土，直接装船？或者汉城，或者哪个地方，只要是近一点就行。

也许是我想得太复杂，本来事情很简单。

小川又次在《征讨清国策》里，给出了这个建议，根据这个建议，日本人已经考虑很久了，应该也推演过很多次了。

日本人在思维上总是显得一根筋，好象这个战略构想既然有了，就不能抛弃。

另外，就是日本联合舰队已经把北洋海军压缩在了威旅一线以内，甚至封进了港口，作为前提的第一项已经实现。

日本陆军已经具备登陆所需的海上安全条件。

而从大同江口起运，只是因为，在海军未确保海上安全之前，第二军已经开始向朝鲜集结。这样周转一下，有助于避免“长途贩运”，但也可能是：如果海军仍不能实现任务，那完全可以毫不迟疑地在大同江口，甚至往北一点的鸭绿江口登陆，历史将真有可能变成第二军与第一军的并肩战斗，横扫辽东。

因为大本营的意图，是“第二军与第一军协同作战，分左右两翼入侵中国东北”，当然可以理解为陆上并肩突击。

历史真的很有意思，这样看来，谁说陆军那么相信小兄弟，谁说大本营那么信任海军的战斗力？

证明这个推理，其实很简单，只需对照一下日军第二军的行动和时间。

9月29日，划归第二军的第一师团从东京青山练兵场出发，经昼夜兼程行军，已经全部到达广岛。此时，同为第二军的第十二混成旅团已经登船，被运往仁川。

15日，第一师团开始起运，19日下午到达仁川，按两天一批的速度，6天后，第一师团全部到达仁川集结。

这期间，伊东祐亨正在实施自己的威慑大巡游，给清军施加“压力”。

还好，伊东祐亨给了陆军一个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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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时为止，我们可以如此判断：

对日本来说，要击破北洋海军，必须攻下旅顺港，要攻下旅顺港，必须破金州旅顺防线。

打破海军相持的困局，在陆上，海军决战的“钥匙”，掌握在陆军手里。

而金旅防线，日军能不能攻得下，关键看大清能不能抗得住。

战场部署，武器装备，战斗意志，牺牲精神……在大清官兵身上具有多少，将决定战争的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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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安平河口——防线被轻易撕破

大战前的鸭绿江防线，就那么一条河的界限，已经毫无掩护，也几乎毫无遮拦地暴露在骄狂的日军面前。

战争双方的博弈，在最激烈的情报战中展开。打仗嘛，就是猜对方出什么牌，我准备什么牌。找准机会，要瞅一瞅对方的牌面。

前边清军就是屡屡吃了情报的亏，但这次，还是不行。

这次的问题，不在情报太少，而是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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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边境，条件有所改善。所以，一段时间以来，清军积极派人侦探敌军的行动，一些朝鲜群众也往往自动过江偷送情报，加上巡哨官兵观察到的日军动向，于是关于日军的部署情报纷至沓来，愈发弄得扑朔迷离。

情报处理难度增大，于是各部判断也莫衷一是，多到了七八种。

先是10月上旬，铭军统领刘盛休探知日军有从安平河口和长甸河口渡江的可能。在主帅还未到位的情况下，清军只能由各部派出马队，分段沿江巡哨，以备迎敌。

之后，盛京将军裕禄又主张重点防守长甸河口一带，主动派部将倭恒额前往防守，“加意梭巡，遇有敌船来渡，即行迎击。”当倭恒额派队巡至蒲石河口，又发现日军“在附近义州江边，或十余人，或七八人，往来察看。并有朝鲜土人为之指划，踪迹诡密。”于是，防守的重点又向蒲石河口转移。

宋庆到位后，手下报行说不时有十几成群的日本人在九连城上游的蒲石河、长甸河口探视，考虑这里江水比较浅，加上“蒲石河、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