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开国以来未曾有过的事情。”[《日清战争实记》。]

太让日本人兴奋了，不是吗？

本书开头部分说过，公元4世纪末有一段时间，日本曾派兵渡海侵占了新罗的伽耶，改称“任那”，控制了朝鲜东南部的釜山、金海一带，并设置了个“任那日本府”，就把那当成日本的领土，一个州。史上又称“任那国”（注意，也就是和“四国”类似的单位），虽然这个“任那国”短命了一点，但日本人始终把那当成一个梦想。对得而复失的东西，日本人是不会咽下这口气的，更何况，现在拿下整个朝鲜是迟早的事，随时可以给它改名，又占了大清的一块领土，怎么能不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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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行政机构一成立，日本人确实开始想办法，组织恢复经济生活。

由于清军撤得早，战火未过多地波及九连城、安东，集市、商业，很多事情恢复起来还比较容易。

日本人发布了一个“汇率”指导，明确了日本的银洋（日圆）和大清铜钱的比价，方便日圆的流通。行政人员很认真地检查哄抬物价的行为，日本军人确实也按价给钱，好像公平买卖，从当地购买些鸡鸭之类的东西。

当然，日本军队需要从现地购买、补充军需。物价高了，要多花钱。白拿当然爽，但如果一抢，那这个民政厅的“忽悠”又要破了。受这个矛盾制约，所以物价必须保证稳定。

甚至，日本人还真干了一些开设施粥所，接济贫困百姓的事。当然用的是缴获的清军军粮。

这些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据记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和日军交往，满大街的大门上贴上“良民”的纸条，求得日军“保护”。甚至日本小商人也跑来摆摊，所卖的一些具有日本特色、异国风情的小东西，让当地百姓很好奇，还很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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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弄了百姓，还得愚弄读书识字的，愚弄自以为是的“精英”。

与施以小恩小惠同时，日军还在大清国土上打更高层次的“宣传战”——利用中国存在的现实问题，挑动满汉民族矛盾，打起“推反满清政府、复兴汉人政权”这个类似于“反清复明”的口号，用心十分险恶。

如，日军所到之处，张贴一个《告十八行省豪杰书》，开篇便揭满族的老底，揭揭汉族人的疮疤，刨去清朝政权的“合法性”——“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有非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至焉。”

然后，把自己伪装成替天行道的正义之师——“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人与弃之固也。我日本应天从人，大兵长驱，以问罪于北京朝廷”，把自己“特陈清主面缚乞降，尽纳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后休矣”这个目的巧妙掩盖起来。

最后，还号召所谓“十八行省豪杰”，“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

这份《告十八行省豪杰书》，同《山县有朋告谕》一样，都是日本的间谍宗方小太郎的“杰作”。遣词造句说不上精妙，但这家伙不愧为“中国通”，把中国的国情摸得“底儿透”，句句都很有针对性。

把日本侵略者装饰成中国人民的拯救者，把入侵中国说成完全是为了吊民伐罪，只是企图利用广大民众对清朝腐朽统治的不满情绪，制造混乱，削弱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以配合日本的军事行动，达到尽快地迫使清廷签订城下之盟这个策略。

花一些篇幅去分析日本人的这个“花式动作”，是因为，它是很毒辣，也很有迷惑性和煽动性的。

满族入主中原，史称汉族5000万人死于屠刀之下，这是汉族心头永远的痛。（岂不知有多少人是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这帮汉人降将、大清“开国功臣”杀害的。）大清建立近300年（还得提某些人所谓“明亡清兴”），始终没有把民族融合工作做好，而是事事防备，设立鸿沟，加深了隔阂，却极为失策。看似清朝皇帝接受和推崇儒家文化，但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人几百年受打压，在文化上仍难以认同满族。

本身中国大地就有朝廷官府与百姓的矛盾，再加上有满汉之间的矛盾，汉族人一直有一种“驱逐鞑子”的原发性心结。按说一般在对外矛盾存在时，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会暂时居于次要，但这却需要具体分析。

当时的情况下，一部分汉族官吏和将领，确实是在极为矛盾和痛苦的状态下，去迎战共同的外敌——日本的入侵。甚至一些接受了革命进步思想的官兵，私下里还认为清朝战败会带来意外的“红利”——朝廷倒下了。

这只是寄希望于外敌力量的软弱表现和痴心妄想，中国的革命证明，推翻满清和推翻封建王朝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即使太平天国成功了，也不会建立共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