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加大版面、插入插绘和照片，详尽描述旅顺事件的经过。并曾经巧妙地转载日本报纸的辩解，配上“这证明克里曼的报道是真实事件”的标题，使日本的报告成为“自证”。《纽约世界》的这些报道被伦敦所有晚报等全部转载，有力地促进了美国等国家的人们对日本文明的再认识。[引自《清日战争》等资料]

而大清朝廷，却似乎默认了日本人对旅顺人民的屠杀。大清驻英美等国的公使，竟好象面对的是其他国家的舆论新闻战，没有一个站出来发声。

旅顺虐杀事件以日本迅速处理虐杀现场、安抚救济住民、公开否定国际社会舆论，以及多数媒体三缄其口、清国朝廷始终沉默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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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在我们国内，这场大屠杀也没有留下多少人证和物证。我们已经有报纸了，但我们的报纸除了还在一个劲空洞地鼓吹“报国杀敌”，提出这样那样的近乎奇想幻想的“御敌之策”，另外的一大本事，就是攻击和讨伐战场失利的清军。不但没有照片、没有报道，清朝连基本的伤亡损失统计、报告、人员的证词，也都没有，仅仅以一个“万忠墓”而代之。

这些，都致使百年以来旅顺虐杀事件犹如云山雾罩，成为对外难以彻底清辩的历史事件。

直到1935年5月，一位勇敢的学者孙宝田，为民族义愤，冒着极大危险前往日军占领下的旅顺，开始着手实地调查41年前大屠杀罹难人数。他辗转找到了当年的收尸人鲍绍武。鲍绍武悲愤地说：“日军入旅顺，沿户搜杀，妇婴不免，历三昼夜始止。尸体随处掩埋。翌春乙未二月，日军令其组织扛尸队，将所瘗尸体抬至阳花沟焚之。”

经过调查，孙宝田得知：“当时除有家人领尸安葬者千余外，被焚尸体实为一万八千三百余。”[《旅大文献征存》]

这是勇敢的志士所做的“抢救式”的挖掘。除此之外，我们很难再找到更多的现时现地的证据。

目前我们所用的资料图片，很多是西洋人的记录，还有西方出版的不多的书刊、报纸。甚至，还有许多是来自我们的敌国日本的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