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段，有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了。

那就是：帝党、后党、清流派。

按时下流行的做法，梳理出一个关系图，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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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总觉得所谓“帝党”，还没到那种规模和紧密程度，应属尚未成型，或者准确地说，是“开始有那么一群人”。

光绪的人——翁同龢、文廷式、志锐……还有，想靠近光绪的人。

慈禧的人——李鸿藻，孙毓汶，徐用仪……还有，额勒和布？张之万？

有没有中间地带？

我想基本没有。包括清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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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象“清流”这顶“桂冦”，是始于汉朝的。大清也弄出这么一群人，是自许，还是大家给封的，不好查究了。反正他们先把洋务派视做不入流，即使入流也被他们称为“浊流”，然后，大家相应地就这么称呼他们了。

不过，我赫然发现，读晚清历史，还真越不过这群人。

至于为何成了气候，浅一点说，前清皇上强硬了，乾纲独断，下边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动静的。晚清皇帝弱了，就显出这帮人能了。

当然，往深里说，更大的原因则是历史发展到这个时代，中国面临着与世界的矛盾，也面临着民族危亡的险恶局面。这些，也就是李鸿章所称“三千年所未有之大变局”。列强不停地扣门，甚至前来踹门，如何应对，如何图强自保，迫使他们苦苦思索。

官员们在这里出现了分流。

站在那个时代角度去认识他们，才能更明白，不管是清流派还是洋务派，他们每个人都有迫不得已的困惑、难以言表的苦衷，极力挣扎又互为障碍。在充满惯性的历史长河中，每个人都显得毫无力量，但是他们所坚守，有所向往。[《致命的倔强》]

而且，他们不是天生的清流派。清流派官员的发展结局也说明他们不是永远的清流派。

最后，真正的干事的，都做事去了。象张之洞，张佩纶。

而且，这也让人不能不感觉他们前边的一些言行，追求的只是为了后来能当一个更大的官，至少上升到地方大员、朝中大员的官位。所谓不做事不知道难处，不面对实际问题不思考现实的方法。

清流派自身也从此便开始分野。

注意到这一点，对分析历史上的人或事，应该更为准确吧。比如象对李秉衡，他在山东，在这场甲午战争中，到底是什么样的。

还有张之洞，还有吴大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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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清流”，我说不上来该欣赏还是该鄙夷。

他们一方面坚持，对国家对民族带有强烈的担当意识。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有着那种“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士人精神。在李鸿藻、吴可读、翁同龢这些“顽固派”的身上，也鲜明地存在着。虽然没有象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还有其他那一大群洋务派官员一样，顽强地去实验，去寻找救国之法，但就是这帮士大夫，在左宗棠收复新疆过程中，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只是，他们近乎顽固地坚持着自己的理念，在面对西洋入侵面前，他们似乎唯一能做的，就是起来捍卫我们的文化。视任何变革为对儒家文明的背叛，不容许有什么外来思想进入，视打开国门、引进先进技术为风险，而努力地阻挡，多方掣肘。“洋为中用”“中体西用”的争论大抵是他们掀起来的，一边干实务，一边还要和他们辩论，生生把李鸿章他们逼成了理论家。除了这些，他们却找不到改变大清现状、使国家走出困境的有效方法。

当然，对这个课题，时至今日也许才敢说是找到了道路。开放的风险仍然存在，只是我们看得更清楚。而对晚清时候的人来说，这种局限性是相当悲哀的。不管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对我们这个国家。

另一方面，他们一个个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还口口声声维护正统，动不动就要代表天下人，要除掉奸臣，以正纲纪，以谢天下……他们可不问别人为什么这样做，对大清有没有用，只问符合不符合道德或者是祖宗定下的规矩，“洋务派”就始终受他们的牵制，想干点事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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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掌握着很厉害的一个武器——都察院。清流派的“打手”中很多人是御史，专业做监察工作，还有向皇上专奏的权力。

李鸿章当年在天津与伊藤博文谈治国之道，谈日本的政治构架——议会监督政府，面对伊藤“不改变政治结构，只谈洋务，是根本不适用”的说法，李鸿章还自信地讲：我们有这样的机构，就是都察院。

这个都察院，现在让李鸿章知道了它的厉害，尽管此前李大人还从没把这帮人放在眼里，尽管他这个直隶总督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