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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武器,不问现实,只问胜败;“只论是非,不论利害”,而且别忘了,这个是非对错是以他们单方面认定的标准来判定的。
攻击洋务最多的也是前清流,而弹劾北洋最多的是后清流。
对担任了主力的淮军来说,进军慢了,就说你畏敌避战,一旦败了,就骂你将领无能。而甲午战争一败再败,李鸿章也越来越没有充足的“弹药”,来回击铺天盖地的攻击和污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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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换将——还是权力之争
甲午之年,大清密集地发生了很多事。
比较显眼的,首先当属朝廷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动。
第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改组军机处。进的进,走的走。
“六月戊午(7月15日),命翁同龢、李鸿藻与军机、总署集议朝鲜事。”忽然派李鸿藻参与研究军机大事了。
然后,“冬十月己酉(11月3日),命翁同龢、李鸿藻、刚毅并为军机大臣。”
接着,在“冬十月壬戌(11月16)”,不怎么管事的额勒和布,状元书画家张之万被赶出了军机处。能为老李说句公道话的,走了俩。
打一场战争,就要倒下一批人。
军机处改组,本是正常。年龄到了要退休,管不了事的让出位置……
可是,这其中,有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事,一个让朝中大臣们既意外又不意外的事情——被免职赋闲十年的奕?也重新出来上班了。
朝廷下达一系列命令,“九月甲戌朔(9月29日),懿旨起恭亲王奕?直内廷,管总署、海军署事,并会同措理军务。”总管外交、海军衙门。一个月后,为加强指挥和统一协调对日作战,又让奕?牵头,成立了一个督办军务处。“冬十月戊申(11月2日),诏恭亲王督办军务,各路统帅听节制。”
“十一月庚辰(12月4日),懿旨恭亲王奕?复为军机大臣。”奕?再次踏入了军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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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奕?复出,传递出好几种信号:
清史的记载中关于奕?的出山,一再出现“懿旨”,“懿旨”,这明明告诉我们,是太后的意思啊。
恭亲王奕?,咸丰帝一辈中最具雄才大略的,曾一直和太后对着干的王爷奕?,又复出了,几乎一下子回到权力核心来了。不过没事,此前一个月,他的老对头李鸿藻也回到了军机处。
当年因为对法开战开局失利、中盘遇险,导致军机处大换班,一下赶走四人。奕?被开回王府“家居养疾”,身为协办大学士的李鸿藻也被降二级,开出军机处。两位“老战友”当年同退,今年同出,这些棋,怎么看也有深意啊。
但是,此时已非当年为洋务而斗的时候了。而这位恭亲王已经老迈,也无力筹划对外的战守。
不过,李鸿藻也无力再拿与“西洋搞外交”这个问题,跟恭亲王挑起“争端”。
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事了。
那么,奕?复出,传递的第一个信号,就是议和。
恭亲王是近代懂外交的皇族第一人,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各国交往很多,在国际上还有些名声。对他的重出,洋人们首先读懂了这个信号,评论为“出来修补大清朝破碎的局面的”。
于是,重新联络西洋各国,对日本施压、调解,占据了他工作的重要部分。
但也许还有一个信号,同样值得我们注意:平息斗争。
恭亲王保持了克制。对前线的战事情况,他没有愤慨,也不会激进,也许只有他能看清大清面临的局势,艰难的状况。
他还能一如既往地保护李鸿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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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派们早就已经左右开弓了。
皇上需要培养自己的习翼、巩固自己的地位,有一帮人还是要借这个机会往上钻的。
首先,战场指挥权就是军权,选将意味着军权的转移。
似乎,中日战场不是“烫手山芋”,而是“热饽饽”,香到足以让人们忘记了还有风险存在。获得指挥权,打个胜仗,便能巩固军权,甚至更进一步,捞取大的便宜。皇上大臣们也忘了搞不好这场战争可能就是大清朝“最后的晚餐”,反倒觉得是一场“盛宴”,要借这机会“整顿淮军”,重整权力地盘。
大清调动大军,派谁上,不光要从能力上考量。战场选将,一开始便掺杂着派系、枝干。
皇上和他的人已经“拔刀”,而李鸿章他们不会不保持高度警惕。
回头翻出前边“四路大军”进朝鲜增援平壤时,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增兵报告电报,可以读出一些意味。
李鸿章报告中先说,派出的几路人马,多是自己的老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