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武器，不问现实，只问胜败；“只论是非，不论利害”，而且别忘了，这个是非对错是以他们单方面认定的标准来判定的。

攻击洋务最多的也是前清流，而弹劾北洋最多的是后清流。

对担任了主力的淮军来说，进军慢了，就说你畏敌避战，一旦败了，就骂你将领无能。而甲午战争一败再败，李鸿章也越来越没有充足的“弹药”，来回击铺天盖地的攻击和污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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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换将——还是权力之争

甲午之年，大清密集地发生了很多事。

比较显眼的，首先当属朝廷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动。

第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改组军机处。进的进，走的走。

“六月戊午（7月15日），命翁同龢、李鸿藻与军机、总署集议朝鲜事。”忽然派李鸿藻参与研究军机大事了。

然后，“冬十月己酉（11月3日），命翁同龢、李鸿藻、刚毅并为军机大臣。”

接着，在“冬十月壬戌（11月16）”，不怎么管事的额勒和布，状元书画家张之万被赶出了军机处。能为老李说句公道话的，走了俩。

打一场战争，就要倒下一批人。

军机处改组，本是正常。年龄到了要退休，管不了事的让出位置……

可是，这其中，有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事，一个让朝中大臣们既意外又不意外的事情——被免职赋闲十年的奕?也重新出来上班了。

朝廷下达一系列命令，“九月甲戌朔（9月29日），懿旨起恭亲王奕?直内廷，管总署、海军署事，并会同措理军务。”总管外交、海军衙门。一个月后，为加强指挥和统一协调对日作战，又让奕?牵头，成立了一个督办军务处。“冬十月戊申（11月2日），诏恭亲王督办军务，各路统帅听节制。”

“十一月庚辰（12月4日），懿旨恭亲王奕?复为军机大臣。”奕?再次踏入了军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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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奕?复出，传递出好几种信号：

清史的记载中关于奕?的出山，一再出现“懿旨”，“懿旨”，这明明告诉我们，是太后的意思啊。

恭亲王奕?，咸丰帝一辈中最具雄才大略的，曾一直和太后对着干的王爷奕?，又复出了，几乎一下子回到权力核心来了。不过没事，此前一个月，他的老对头李鸿藻也回到了军机处。

当年因为对法开战开局失利、中盘遇险，导致军机处大换班，一下赶走四人。奕?被开回王府“家居养疾”，身为协办大学士的李鸿藻也被降二级，开出军机处。两位“老战友”当年同退，今年同出，这些棋，怎么看也有深意啊。

但是，此时已非当年为洋务而斗的时候了。而这位恭亲王已经老迈，也无力筹划对外的战守。

不过，李鸿藻也无力再拿与“西洋搞外交”这个问题，跟恭亲王挑起“争端”。

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事了。

那么，奕?复出，传递的第一个信号，就是议和。

恭亲王是近代懂外交的皇族第一人，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各国交往很多，在国际上还有些名声。对他的重出，洋人们首先读懂了这个信号，评论为“出来修补大清朝破碎的局面的”。

于是，重新联络西洋各国，对日本施压、调解，占据了他工作的重要部分。

但也许还有一个信号，同样值得我们注意：平息斗争。

恭亲王保持了克制。对前线的战事情况，他没有愤慨，也不会激进，也许只有他能看清大清面临的局势，艰难的状况。

他还能一如既往地保护李鸿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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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派们早就已经左右开弓了。

皇上需要培养自己的习翼、巩固自己的地位，有一帮人还是要借这个机会往上钻的。

首先，战场指挥权就是军权，选将意味着军权的转移。

似乎，中日战场不是“烫手山芋”，而是“热饽饽”，香到足以让人们忘记了还有风险存在。获得指挥权，打个胜仗，便能巩固军权，甚至更进一步，捞取大的便宜。皇上大臣们也忘了搞不好这场战争可能就是大清朝“最后的晚餐”，反倒觉得是一场“盛宴”，要借这机会“整顿淮军”，重整权力地盘。

大清调动大军，派谁上，不光要从能力上考量。战场选将，一开始便掺杂着派系、枝干。

皇上和他的人已经“拔刀”，而李鸿章他们不会不保持高度警惕。

回头翻出前边“四路大军”进朝鲜增援平壤时，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增兵报告电报，可以读出一些意味。

李鸿章报告中先说，派出的几路人马，多是自己的老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