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给光绪，让皇上点个状元。

所以，那些不约而同（或相约同行）参与“联合行动”的，或激于义愤、势不两立，卷子袖子就上的，绝大多数人不过是借一个机会，铺设一条上升的道路。而这条道路，首先就通向某人的门下。

往根子上分，当然是投身或依附于皇帝，或太后。

前清流就是李鸿藻从1865年底进入军机处，与奕?、沈桂芬相抗衡，逐渐拉起的一支队伍，并深得太后的欣赏和支持，也没少借重。

而后清流，以翁同龢为“统帅”，翁同龢是当今皇上的老师。要不这些人怎么会被称为“帝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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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一个人做什么，还不要忘记琢磨一件事：动机。

为什么那些“后清流”，多奔向了皇帝那个山头，跟着翁同龢一起，希望这个小皇帝能够接管天下，干出一番事业，重振大清国运。顺便，大家一起也跟着“干点事”（或谋个官当当）。

如果说还有一点正义，那就是对淮系作战的不力，如果还有其它一些感情原因，那就是对慈禧老太婆的怒与怨。

但是，他们所依赖的，是一个心高气盛的皇帝，却也是个毫无经验、略显稚嫩的皇帝。

在封建王权的架构下，他们除了依仗顶层权力，其他，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除了被太后皇上作为工具，利用他们挑起争斗、相互牵制，以更好地控制群臣，他们对清朝的体制等根本的东西，根本无力，也不要指望他们能加以影响和改变。

如果用一句现代的话，只能说，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

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慈禧太后这个老太太，竟然握有大清最高权力四十年而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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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怎样，清流派始终认为自己是对的。而事实上，他们确实也耽误了大清朝很多事。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大清没有什么发言权的，象康南海（有为），只好在乡下思考变革的道路。当下的这帮人，手里有点权力了，却竭力发声，天天在那儿瞎搅和，见微知著、明察秋毫，听着风便是雨。

整得一部大清历史，陷入了一团迷雾之中。

只能说，大清都看不清，清流更是不容易看清。而且这帮人，还巴不得把水搅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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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对晚清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伤害也是不容忽视的。

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凡属面临崩亡的封建政权，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长于内斗，拙于外争。

一般的判断是：外敌来了，内部矛盾便居于次要地位。

但这一条，从历史经验看并不完全适用。封建王朝，平时就斗，越是外敌来的时候，反而斗争更厉害。不但内部矛盾没有被压下，反而经常也跟着上升和暴发。

多少个王朝就是这么被斗倒的。

商朝。西歧大军都打过来了，商纣王和他的奸党们还在加紧迫害比干、黄飞虎，有一个算一个，不落一人。当然这是中的情节，但也是现实的反照。

大宋朝。奸臣一拨一拨的集中出现，不知为什么就那么多，基本登上中国史之最。唐朝时大官会打球，宋朝时会踢球的能当大官，这就是差距。

所以李纲被气死，岳飞被害死，猛男辛弃疾被贬到江西当了县令，老死。几乎是谁敢说收复中原，谁必将倒霉。最后大宋朝被赶到淮河以南，还被金朝皇帝隔河喊话问一句：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我金朝才是中华正统，你偏安东南一隅的地方小国，有不服吗？

明王朝。奸党始终不绝，铮臣也层出不尽，组团相互“殴斗”。结果，坏人一般都死了，但好人也死了不少。孙承宗回乡远避，袁承焕打完仗就被杀。能打的不是战死，是被“围殴”死了，能打人的手下，跑到大清那边，个个都是有名的打手。你说大明为什么会败？

到了大清朝。情况也还是那么复杂。清朝的言官们，也发扬了“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找事”的精神。

“清流”被利用完了之后，陈宝琛、张佩纶、吴大溦这帮人被慈禧太后或派往地方，或送到前线，接受实际锻炼，于是或品尝了办事干事的难处，或碰得头破血流，变得实际起来。象“两大牛角”张之洞、张佩纶已经急转向了洋务派。

“清流”从此成了“前清流”，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也因为“后清流”又出来了。

但“前清流”领袖李鸿藻仍然把握大权，翁同龢也逐渐掌握实权，拉起了一帮人，侍读学士文廷式、礼部侍郎志锐和“南通才子”张謇是骨干，还有一帮子御史、主事和编修作为健将，战斗力非同一般，战斗意志也日渐高涨。

仍然是拿着“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