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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奉了命令去的,“均系奉公而行”,并未接到李经迈的私函。
另外,宋庆也报告,专门派人密查天津各个商号,并没有姓卫的汇出八万两银子。询问盛军官兵,都说虽然在平壤时没有按期发饷,但回来后都已发放清结。
宋庆还保证报告所说句句是实,决不敢有半点徇私包庇,“所有奴才遵旨查办缘由,理合据实复陈,未敢稍涉徇隐……”
按照宋庆的密查,所有言官对卫汝贵的弹劾,全都是夸大、编造之词,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事。但宋庆呈上去的报告,终究却没起到什么作用。前边也已经说过,卫汝贵最终被坐实了“临敌退缩,以致全军溃败”“克扣军饷”“纵兵抢掠”三项罪名。
大清对犯事和办事不力官员,一般在处理上有不同情况。
稍轻一点的,降职降级,削去爵位、夺去称号。
处在这之上的最基本的办法,是免职但留用,戴罪立功。你的官帽子先寄存在我这,甚至再高一级,你的脑袋先寄存在你脖子上,你看着办。如果办好了,这个官还是你的。这种用的是最多的,不过是做做样子,与其说是处理,还不如说是敲打敲打,敲醒就行了。
再往上一层,就是直接免职,赶走。意思是,你回家待着吧。这种情况,而且说不定遇上事情需要了,还有起用的可能。
再往上一层,就是免职,逮问。要抓起来,交有关部门(刑部)审问。
审问之后,根据罪行轻重,又有不同的处理级别,小则赶走,大则判刑。关个三五年,或发配充军,或秋后问斩,或直接拉出去砍了。
而且,处理官员一般也不是那么仓促,走完这个流程,也不是一时半会,本来一年半年都有可能的。
连本来对朝鲜之败负最大责任的叶志超都被弄成了秋后问斩,卫汝贵却“着即正法”。
不仅是这些,11月2日卫汝贵被“逮问”,两个月后,到1895年1月16日即被“处斩”,可见朝中官员弹劾、罗致罪名的疯狂程度,可见清流为达目的、必往死里整的丧心病狂。
卫汝贵被处理,怎么看都更象是一个斗争的牺牲品。
对淮系的战役就要打响,而且要争取大获全胜,宋庆的一封密奏,已经改变不了卫汝贵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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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攻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目标——李鸿章。
除了对淮军的领导责任,至少,告卫汝贵行贿买官一事,直接牵扯到他的儿子,李鸿章当然也摆脱不了干系。而且间接指向李鸿章把淮军当成私家武装的行为,这已不仅仅是银子的事。
但扳倒李鸿章这个大目标,决非易事。以李鸿章的地位,重量,说他是“不倒翁”都合适。
清流们选择了从淮系,包括淮军和北洋舰队的将领入手,逐步清除,最后达到削弱李鸿章的战果。要一点一点,将李鸿章整倒。
当然,他们也没有放松,抓住机会,便发起直接的进攻。
但他们的“弹药”,却实在是不太高明,不太入流,还有些下作。
尤其拿无聊当有趣的是,这么正规、这么严肃的朝堂之上,一些“花边新闻”、“路边社”消息,也开始被拿来“炒作”起来。
有讲李鸿章给日本供应物资的,有讲李鸿章握有日本公司股份的。
更离奇的,前边是袁世凯与大鸟公使约为“亲家”(当时袁世凯在朝鲜时就被弹劾),现在李中堂的公子又成了日本的“额附”。
指李鸿章为汉奸的言论从此产生,而且愈来愈玄。以至有人还讲,李鸿章闻日军战胜则喜,闻旅顺口陷落则面无戚容(悲伤担忧的样子)。对这一无中生有的污蔑,李鸿章的部属和至友吴汝纶痛恨地说:平壤之败,李鸿章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未闻其无戚容也”。[《答陈右铭》,《吴汝纶尺犊》]
据说翁老师傅还对“李经芳为日本额附”的奏章拍岸叫绝。这老师傅品味这么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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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人却被研究者划进“圈”来——山东巡抚李秉衡。
不过,开始就是他自己主动掺合进来的。
旅顺防务空虚,清政府令记名提督卫汝成新募成字步队五营,加强旅顺防务。就他在前往旅顺时,远在山东的李秉衡,不知从哪条道上得来的消息,竟然带头参奏卫汝成军“沿途纵勇殃民”。
不知道李秉衡等人是否想到,卫汝成乘船赴旅顺,除了几艘渔船什么人也看不到,又是到哪里去如何“殃民”的?
这些道听途说、胡乱猜测的路边社消息,根本未经印证,也未经权威论证,还义愤填膺地递到皇上的案头,好似出乎正心、非常负责,实则相当不负责任。
旅顺失守,被弹劾的不仅是旅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