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船同沉，中军左营副将方伯谦畏敌选逃、已经正法。再往下，就应当由中军右营副将、“靖远”管带叶祖珪升任。

但是，皇上却再次指名由“平远”管带李和担任。说闻他“练达出色，且赋性忠勇”，还客气一下“如果属实，即可调充‘镇远’管带，以期得力。”[《寄丁提督》，《李鸿章全集》]

“平远”在黄海大战中表现比较勇敢，就是拦击松岛者。

但是，这李和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终于犯了李鸿章的大忌。谁也瞒不过李鸿章这个官场老油子，显然是朝中有人越过北洋，向皇上保荐啊，这让李鸿章非常不痛快。

结果，李鸿章自有对策，在说了一大堆理由后，仍用杨用霖暂时代理，都是显示破格使用，鼓励士气。最终人选等“事机稍定，再择人简放”，以后看情况再定。这事就先这么挂起来了，对李和的任命，也撇在了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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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在清流帝党的“枪林弹雨”中，李鸿章难免备受排挤。

而其他的淮系将领纷纷倒下。卫汝贵斩，卫汝成、赵怀业“浪迹天涯”，龚照玙、黄仕林收监，程允和、张光前革职留用，戴罪立功……

但是，清流派帝党仍然低估了淮系的力量。对他们看似严密无缝的计划来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不可弥补的错误。

特别是，翁同龢竟然小瞧了李鸿章。

对于易将问题，还是慈禧太后老谋深算。

在旅顺即将陷落的时候，清流派抓住了第二次时机，怂恿光绪帝革除李鸿章的职务。慈禧再一次出面，保住了这位老臣。

翁同龢日记记录：11月28日，太后在仪鸾殿召见军机大臣们，计议军事。先在他们面前把李鸿章斥责了一通，认为是他贻误战局。但接着，还是决定暂时维持李鸿章的职务。

为什么？不为什么。此时撤了李鸿章，谁来收拾局面？

还是那句话，用最朴素的哲学去看——谁义愤填膺，谁喊打喊得最响，就让谁上不就得了。但无人可替。

更重要的，是因为李鸿章与淮军的关系。太后“深虑淮军难驭”，就是说，离了李鸿章，恐怕淮军这支精锐仍然难以驾驭。

换上谁去，也不一定好使。怕惹乱子，只能暂不可动。这就是近代军阀的厉害。

在这个前提下，朝廷只能逐步实施换将的计划——

“十二月甲辰（12月28日），命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关内外各军均归节制。”

“十二月辛酉（1895年1月14日），懿旨，刘坤一驻山海关筹进止。”

“十二月甲子（1月17日），命宋庆、吴大澂襄办刘坤一军务。”

“十二月庚午（1月23日），命王文韶襄办北洋军务。”[以上四条记录，引自《清史稿》]

这一系列安排，尤其是湘军老将刘坤一，云贵总督王文韶的任命，就把李鸿章的权力一步步移过来。

不过，刘坤一与李鸿章出身相似、一起在湘军混过，并无矛盾，王文韶曾得李鸿章的举荐，朝廷也考虑了李鸿章应当不会强烈反对。

不管怎样，即使到最终，李鸿章还是大学士，大家还得称他一声“李中堂”。这个编制名额始终在李鸿章手里，翁同龢戴上这顶“宰相”冦，是接了李鸿藻的班，而不是接他李中堂的。

谁是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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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日军出现战略分歧

日军虽然突破了清军鸭绿江防线，在数天内连拔九连城、安东、凤凰城。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日军的下一步作战将指向哪里？

在第二军登陆辽东半岛，正准备攻取金州之时，第一军还在竭力扩张。但在下一步的作战上，日军在战略上产生了分歧。

分歧主要来自第一军，也就是山县有朋和大本营之间认识上的不同。

11月3日，受胜利鼓舞，认为一切“风调雨顺”的山县有朋向大本营提出了《征清三策》，极力主张不怕艰苦再接再厉，发动冬季作战，提出了如下建议：

第一，从海路至山海关附近再次登陆，建立根据地，以进行直隶作战；

第二，向旅顺进击，以便将兵站基地移至不冻港；

第三，立即北进，以攻取奉天。

自负的山县直接要求大本营从自己所提“三策”中取其一策。

然而，大本营一策也没选，选择了——原地设营，等待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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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本营是作如何考虑的呢？

关于第一策，山县认为：“此次之战斗，海陆两军均连战连捷，且常不失先发制人之机，今已占领若干要地，宜乘此时机进兵山海关附近，尽全力陷敌之首都，使彼结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