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归于山东巡抚兼提督。这是乱象之一，两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各种纠葛。

而在海防上，陆海军——舰队和岸防守军，也就是北洋内部，也产生了激烈的争执。这就是乱象之二。

于是，在大清的国土上，朝廷中枢——北洋，朝廷——山东，北洋——山东……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互动场。

要理清头绪，找到一条清晰的线条，说清甲午山东的战场，准确发现失败的原因，这个过程用轻松点的词语概括，也只能说是颇为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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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后来，我发现，其实所有的问题都源自一个问题——北洋舰队的战略，何去何从？

而问题的核心，又在于——如何保住舰队？

就是围绕这个来选择，所有的战守问题才陷入了一个无解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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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皆为保舰之需。

其实，这个舰队的存在于威海，才成了海陆军共同背负的大“包袱”。如若没有舰队，要威海港干啥？

岸防炮台可以独自承担港口防卫，抗击敌舰队。甚至如果没有了北洋舰队，日本舰队都不会来攻，如旅顺。即使来攻，如果不敌，放弃即可。

没有港口所累，陆军可以进退自如，放手前出迎击登陆之敌。

如果抗登陆失败，陆军可迅速后撤，退守胶东半岛山地，还有扼守山东半岛的咽喉，制止日军深入内地，争取时间待援。

事情的发展，果然到了这个结局——

威海失守，舰队覆亡，清军陆军最终还是退守到了胶莱这个险要的地方。

为了这个决策，李秉衡还再次背上了一个千古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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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无解的循环就是：

为保船，船不能离港出海作战而必须依托港口。于是便必须力保港口。

为保港口，必须加强海防炮台。炮台一日不可无兵，必须原地死守，不能出去。

炮台不出兵，则陆路其它地方必须依靠山东地面兵力独立负担。

而山东兵力，本身就根本无力处处设防；舰队待在港里，单靠山东地面兵力无法完成反登陆作战。

到此为止。

我们可以开始反推，日军登陆——陆路失守——炮台不保——海港落入敌手，然后，就是不可避免的——舰队覆亡。

无解的选择，走向无望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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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山东战场的实际，也是导致失败的最根本原因。

正应了那句话——在展开之初就已犯下的战略性错误，是无法在战役中加以改变的。

这决不是仅仅如多数史书上所归结的那样：山东战场失败，就是败在北洋与山东军之间的派系之争、相互分裂，还有北洋内部的矛盾内讧。

不可否认这有着相当重要的关系，但那些在具体谋划和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只是让那个战略失误更加迅速、更加拙劣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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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各战场都一直存在类似的问题，以为在中央的统一调配下，各系统能够通力合作，足以战胜敌人。

而等败了的时候，也顺理成章地把问题和原因统统归结到前敌“不够通力合作”上。

实际上，前边说过，这种落后得近乎原始的指挥体制，负作用远远大于正面作用。

最致命的，是它的指挥、控制能力欠缺。它在筹划组织上，根本不能满足军事行动所需的最为宝贵的精确、精准、精细。

在前线最需要最高层决定的战略目标上，大清恰恰没有定准，而是从开始便陷入了模糊和分裂。

那个把山东全部束缚住的“保全舰队”目标，或者具体说“保全铁甲舰”，就是大清中枢给确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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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甲午战争中，朝廷中枢都处于这种迷惘的状态。根本没有见到军机处那帮老爷们拿出一个完整准确的估价，一个通盘整体的考虑，有的只是在被动应付。

实际上，大清得到日本进军山东的消息并不晚。毕竟还有些朋友同情大清，从不同的渠道加以提醒，不定时地透露一些有用的消息。

1月9日，李鸿章接到来自伦敦驻英公使的一封来电，因此捕捉到了警报，综合判断日军即将有动作，急忙报告，“风闻日本不肯停战。日本派兵已赴山东各口侦探，如有可以上岸之处，即将陆军渡上。”[《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但大清朝廷的第一反应，不是庆幸早知道，不是冷静，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