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件大事，就是建立“大支游击之师”，以巩固威海后路的防御。

李巡抚早就瞧出，“敌图威海，必先由后路登岸。”[《李秉衡致戴宗骞电》，《山东巡抚衙门档》]他的部将，烟台守将汉中镇总兵孙金彪也认为“威海既为水师根本，舰攻不利，或以陆队潜渡汊港，从后抄袭，则我全台俱难为力”，因此也强烈建议“非得大支援兵扼要屯扎，诚虑百密不免一疏。”[《孙金彪致盛宣怀函》，《盛档·甲午中日战争》]

而这个大支游击之师，实际上，就是建立和保持一支强大的机动作战力量。

所以，李秉衡的认识是比较准确的。从抚军（山东巡抚的部队）将领与北洋将领的来往协调电报，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

而且，建立大支游击之师，也就是保持强大的预备队和机动作战力量，是极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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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山东三面环海，光面向渤海湾一面，就有长长的海岸线要护。甚至连远至湾内的黄河入海口等处，全是大型军舰可以靠近的地方，处处设防谈何容易。

当时山东的驻军（加上北洋陆军）中有一半以上驻扎在山东半岛沿海一带，兵力为二十四营两哨，总计一万二千二百人。单从数量上看，兵力似乎还相当可观。但是，由于山东半岛海岸线绵长，地面辽阔，以二十余营分扎各处，显然无济于事。

保况，就是在烟台威海附近，据李秉衡判断，也至少有宁海、酒馆、威海西海岸、荣成成山头等四处，可能是日军进犯的地方。

所以，针对这个现实情况，唯有在关键地方布置一支机动作战力量，随时向日军进犯的方向驰援，才是可靠的解决之策。

可是，这支大支游击师，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原因，恰恰是在考虑成立它的最初需求上——兵力不足。

可见，认识和行动是有差距的，它基本就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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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兵力不足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朝廷。

嘴上说是对山东十分重视，视之为“畿辅屏障”，但现实中，在朝廷的整体布局上，它的地位要远远低于京畿。

这个战略指导，把十分倒霉的李秉衡填入了一个完全是悲剧性的地方。真是没有这么坑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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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全省陆军（含北洋陆防部队）共四十七营二哨，其中步队三十九营，马队七营一哨，炮队一营一哨。

到1894年6月间，形势渐趋恶化之时，时任山东巡抚的福润新练炮队四营，装备火炮三十六门。7月中旬，又增募步队四营，合原先添练之炮队四营，共八营，称福字军。其中总兵章高元带二营驻青岛，副将冯义德带六营驻济南。

中日正式宣战后，福润又令总兵曹正榜在烟台编成东字军三营。其他的，就是沿海十余州县筹办的民团了。

福润还计划编练十营，以补沿海兵力的不足，但尚未编成，便奉旨移抚安徽，由李秉衡接任。

李秉衡上任即发现山东半岛兵力严重不足，而且想招募兵马，又发现手里没钱，“筹办海防，款无所出”。

为了筹款，李秉衡釆取了两个办法：一是“裁并局员，节省糜费”[《奏裁并各局片》，《李忠节公奏议》]，夺了一部分人的饭碗；一是清库挖潜，“移缓就急”[《奏分别筹款免借商本折》，《李忠节公奏议》]，就是东挪西借。在不到半月的时间内，筹集了三十万两饷银。

在得不到朝廷的支援情况下，这些，也只能是杯水车薪。

再往下，就难了。总不能把所有人的饭碗都夺下来吧？

局势危怠，对李秉衡有提携之恩的张之洞，也是大家公认的“清流”张之洞，拿着自己曾征收“赌博税”以扩充广东水师的经验，给他出了个主意：多方搜刮。变着法搜刮。

“……鄙人谓宜筹饷，未尝劝公扰民，请公访之相信之友人，或求之本省缉捕各弁，冒昧妄言，尚祈谅其无他，惶愧惶愧”[《甲午海战》引自《致山东李抚台》，《张之洞全集》]。理解这封含糊隐晦的信，一边再三表示说我不是劝你扰民，我这是这个意思，我也没别的意思，一边又告诉他要么让那些友人（指官绅商人罢）出点血，要么让手下去四里八乡勒逼（以捕盗为名抓人收赎身钱，还是以打仗为名层层摊派，还是收点特别税都可）。这种点拨，哪还是“清流”作风，已经近乎于流氓办法了。

但李秉衡确实没这么做。这个性格古板而固执的人，守着清廉名声，也难以做出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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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困难之下，李秉衡仍然—面积极添募勇营，一面调兵遣将，加强半岛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