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每年能给国家省下100多万两银子。

再就是，有一定的战功。中法战争爆发后，以臬司护理广西巡抚，实际上负责了后勤保障工作，对各军一视同仁（不象国军一样供给也要分出系统，有厚有薄），“于客主各军将领苦心调和，粮饷军火不分东局西局，但择其急者便宜应之。”[《甲午战争史》]为清军取得攻克谅山、镇南关大捷做出过突出贡献。

可能也是因为这些军事才能，所以被朝廷倚重，在最需要有人倒霉的时候，委以山东军政大任。

要说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人是个极为古板的人物，顽固得不行。顽固到经常因此而丢官。前边越南、广西大胜，本来有功该升官了，遇上朝廷派人与法国人勘界，李秉衡“与议不合，因乞休”——因为不同意边界划分，辞职不干了。还有一次，就是升任四川总督，正巧此时德国以“巨野教案”为由把军舰开进胶州湾，要占青岛，老李觉得这是自己的事，“土地不可自我而失”，就坚持留下组织跟德国人干仗。但朝廷不打算跟德国人打，这次又是跟朝廷意见不合，李秉衡直接被朝廷免职了。

当然，这其实是为人“直”的表现。

李秉衡的顽固，主要表现在他与洋务派的格格不入。

因为这个原因，也因为后来他得到了清流派张之洞的大力荐举，所以，一般李秉衡被认为是清流派。在甲午战争中的一些所作所为，包括前边讲过的增援辽东上的拖延、对北洋系官员的弹劾，更让他被认为是清流派、帝党。

甚至有人推断，在帝党的谋划中，李秉衡还是不可或缺的人才，按计划，他将是接替李鸿章的人选（前边提到过），而且未来还将是接替翁同龢，成为帝党的领袖的头一个人选。我查了一下，这种推断，似乎仅仅是因为翁同龢对他十分看重，评价到了“文武将才，真伟人”的夸张的高度。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迷雾。李秉衡这位被历史加以此种定论的人物身后，难道没有更多可能吗？

其实这些事发生在一个古板而顽固的人身上，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仇视北洋也好，欲置丁汝昌、卫汝贵于死地，是因为不察情况，实际也是缘于内心的正义感，认为北洋将领怯战、避战，临阵脱逃，有负朝廷，有负国人，理当该杀。

这位遇外敌必言战的官员，最终也是死于国难。

1900，八国联军攻下天津大沽，担任巡阅长江水师大臣的李秉蘅率军出战，在杨村（今武清县）兵溃，退至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服毒自尽。

不知此时，他可会理解丁汝昌？

清史评价李秉衡，把他与这一年抵抗外侮的聂士成、寿山、荣光、凤翔等将领并列，赞扬说：“秉衡清忠自矢，受命危难，大节凛然，此不能以成败论也。联军之占津、海也，长驱而入，唯士成阻之；俄兵之侵龙江也，乘隙以进，唯寿山拒之：固知必不能敌，誓以一死报耳。荣光争大沽，凤翔守爱珲，虽已无救於大局，而至死不屈，外人亦为之夺气，何其壮哉！”[《清史稿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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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廷眼中，李秉衡是一个“能战之人”，甲午战争爆发后，朝廷还以山东为畿辅屏障的原因，让安徽巡抚李秉衡和山东巡抚福润互换了一下。

9月11日，李秉衡到任，上来便开始整顿防务，撤换了一大批不称职或渎职的文武官员。

其次，就是亲临沿海重要口岸，用了一个月时间到登州、烟台、威海实地考察，特别是把办公地点搬到烟台，想办法加强烟强威海方向的防务。

但是，条件所限，他所做的事效果上实在有限。

如在烟台，他发现城西沿海有天恒山，城东海岸有绵延十里的沙冈，命令防营在天恒山顶赶修了土炮台，围以后墙，又沿沙冈赶挖长沟，筑避炮的土墙。

炮台修了，炮呢？李秉衡从烟台找到五六千斤的炮数尊，运往山顶安放。把从各地查访出来的五六百斤和千斤广炮，皆排列沙冈之上。

注意，这些找出来的大炮，可不是什么新式克虏伯炮，而是老式铁炮铜炮！面对海上的军舰，也就是壮壮胆吧，撑门面都不好意思说了。

难怪他自己也在奏折中，毫不避讳地讲，“期于毫无把握中力求守御之法”[《奏报驰抵烟台一带筹办海防折》，《李忠节公奏议》]。

就这几门炮，被后来不少人拿来证明李秉衡应付差事，甚至是故意给北洋舰队防务“使绊子”。冤枉吧？自古说别人都是上下嘴唇一合，一件极其容易的事，或者上来一口咬定。但不要忘了人家的困境，如果李秉衡手里有现代化大炮藏着不用，却拿这些老铁炮来充数，也算是这项罪名成立，可实际情形偏偏不是。

可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李秉衡也只有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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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李秉衡的设想，他想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