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首认罪。是其受伤虽非谎，饰而逃避亦属真情。相应请旨饬下刑部，查照现讯供情，按律定拟，以肃军纪”。[《署理北洋大臣王文韶讯明总兵刘超佩失守炮台逃避情形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炮台失守，总得有人来承担责任吧。

可是，最后呢？虽然还据说，在得知刘超佩脱离阵地当天，李鸿章即愤怒地下令“应遵旨就地正法”；虽然，王文韶在上报中给他定拟了个死刑，但，刘超佩并未被处斩。

从盛怒中冷静下来的朝廷，给了刘超佩“革职遣戍新疆”的处分。“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夏四月丙辰（1895年5月9日），以威海失守,受伤潜逃,已革总兵刘超佩遣戍新疆。”又让他戴罪立功去了。

接下来，他突然之间又继续风光起来——几年之后，袁世凯小站练兵、拉起著名的“北洋六镇”时，刘超佩恢复官位（开复衔翎记名总兵），又当上了驻扎河北迁安的第二镇步队第二协统领，相当于旅长。

时间在这里跳跃了，好象电影剧少了几集……中间的细节缺少记载，也无人细究。刘超佩这个“临阵脱逃”的名声是无法洗去的，最终的版本只能是各派斗争的结果。被指认的“逃跑者”竟还能得到这样的“褒奖”，这戏剧性的结局，也只会是大清朝廷昏聩不堪的又一个佐证。

实在是……象是一场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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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龙庙嘴炮台失守，丁汝昌此前异常担心的事情变成了眼前的事实——巨炮落入了敌人手中！

前边说到，早在日军进攻之前，丁汝昌为防止岸防炮被敌所用，威胁北洋舰队，曾和护军统领张文宣商定，“挑奋勇安插其中，暗备急时毁炮”。但为戴宗骞所阻，炮台守军也不允许舰队兵勇进入，只好作罢。

可悲的是，丁汝昌预感十分准确，或者说，其实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本来是很好判断的。

日军在进攻威海之前，确实早就计划利用南岸海岸炮台以攻击清军。

所以，早就将舰上的炮手调来，跟随陆军占领炮台。而且，预料到火炮在战斗中有毁损，或被清兵自损，因而提前准备了足够修配需用的零件，甚至还大老远地从旅顺往威海炮台运炮。

英国政府派来观战的炮兵司司长蒲雷所说可以证明：“东人(指日人)亦预思得炮以攻船，故先调舰内水师搀入陆军队中，以备一得炮台即用华炮以击华兵。又早虑及华兵如不得守台，必预将要件拆去一二，炮即无用，故从旅顺带炮前来，以备装用。”

可是，丁汝昌的计划却并未得到实行，给了日军比预料中还好的结果。

蒲雷叹息，“而丁之所料，则可谓不幸而中矣。”[《甲午战争史》引自《英兵部蒲雷东方观战纪实》，《中东战纪本末三遍》第2卷]

北洋舰队遭到了自家炮台的攻击。

在激烈的炮战中，还有一艘单薄的军舰，“广丙”。来自广东水师的“三兄弟”中，“广甲”、“广乙”已经沉没，只有“广丙”还在不屈地战斗。

帮带大副都司黄祖莲(1863—1895)，安徽怀远人，是留美幼童之一，考进美国海军学校学习航海驾驶。史书说黄祖莲熟读战史，颇具谋略，并以政言见称，是在甲午开战之初主张海军主动寻机作战，“攻其不备”的舰队指挥员之一。

牙山之战前，“广丙”负责侦察联络，幸于方伯谦派其先行，全身而还。黄海海战中，“广丙”配合“平远”舰，英勇击伤“松岛”，重创日舰“西京丸”。

威海卫战斗中，“广丙”竟被龙庙嘴炮台发炮击中，正在指挥战斗的黄祖莲英勇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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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攻下龙庙嘴，随后便沿着海边小道向东，攻破了鹿角嘴炮台外面的长墙。

鹿角嘴炮台情形相似——既无小型快炮，又无步枪，除了大炮炮手，基本也没有什么守卫部队，而专用于对付军舰的巨炮对于近距离冲击的日军起不到任何作用。

一切已毫无悬念。

日军再次用工兵炸开长墙。

12时50分（日军有记载为12时20分[宗泽亚《清日战争》])，很快地便占领了鹿角嘴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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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南岸炮台接连失陷的北洋舰队，不甘束手，奋然发起了一次勇敢的登陆行动。

登上鹿角嘴炮台的日军喘息未定，突然有人发现，在龙庙嘴与鹿角嘴之间较为平缓的沙滩上，一群身着红色制服、手持毛瑟步枪的北洋海军陆战队士兵，乘舢板登岸，灵活地凭借着山上的巨石，神出鬼没地冲上南岸炮台。

日军档案中记载：“有哨兵自海岸急急忙忙跑来报告：敌水兵三百余人正在登陆，其目的大概是要收复陆地炮台。”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