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否又能充分证明，一些研究者所谓“人性”的成果，是多么正确？

现实给出的答卷，其实是极具讽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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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10年，在载洵、萨镇冰等的努力下，清廷恢复了丁汝昌的名誉。1912年已是民国，他的灵柩才得以归葬于安徽无为县西乡小鸡山梅花地。

这说明不了什么。

历史结论经常就这么被掰来掰去。逝者已去，也许扶起丁汝昌的碑，是为了扶起更多人。

“投降”，不管是对丁提督还是北洋海军，这个耻辱的记号，无论怎样抹，也已经无法抹去。

被认为“盗用丁提督名义投降日军”的牛昶昞，在甲午战争结束一年后便已经抑郁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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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结束战争的努力

大清晚期，中国这条巨龙跌落尘埃，真的就象侏罗纪时代，一个庞大而动作缓慢的草食龙，不但被一群肉食恐龙包围着，现在连一只个子虽小却灵活凶残的盗龙也加入进来。

大清急切要寻找机会，停止这场战争。

不能在战场上把敌人干趴下，就只能谈和。但是，谁先提出来，谁就要忍受苛刻的条件。

但这些，朝廷已经顾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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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实质就是两个字：博弈。

有句名言说，最难的不是发动战争，而是如何结束战争。

败者如此，胜者也费周折。

对日本人来说，发动对清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是政治经济利益：重塑东亚格局——谁当老大；纳入世界霸权体系的阵营；扩大日本梦寐以求的稳固地盘；捞取日本人急需的银子……

但与无限的欲望相比，力量的使用却不是无限的。什么时候是达到了最高点，这些当然是日本当权者，或者说是战争发动者需要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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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方作战之时，大清便一直寻找机会结束——求和。

第一次，就是朝廷重新启用恭亲王奕訢之时。前边说过，那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恭亲王是大清公认的懂得外交的亲王。他上来，最重要的作用，也就是寻求国际力量，列强的干预和调停。

按现在的话说，大清要引入列强的力量，而列强实际上也乐意介入。

需要回头看一下，时间在1894年的11月3日，在辽东半岛登陆的日军攻向金州，旅顺危急的时刻，大清向列强发出了予以帮助的请求。

列强虽然表示可以出面，但提出：大清最好应当首先与日本达成和平协议。

这有点扯淡。或者说，多数列强实际还想看到最后的结局，做出判断之后，再决定怎样介入，介入多深。

大清只能按照这个建议去寻求办法。没想到，最先表现出积极性的竟然是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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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各国公使之外，大清还请了很多人来帮忙。

包括，李鸿章热心肠的德国朋友——此前曾做了18年驻华大使的冯·勃兰特。

在李鸿章的运作下，勃兰特先生自9月份便接到中国政府的委托，以中国特别大使的身份，奉命将中国当前的局势告知世界各国，以期各国进行干涉。

对这项特殊使命，勃兰特热心地充当中国政府在柏林的机要顾问和通信者，凭着自己的旺盛精力和影响力，发挥了足够的外交技巧，调动德国的舆论，他所撰写的有关远东局势的文章不仅在德国发表，还在英国和法国新闻界反复转载；他不断会见有影响力的人物，包括象克虏伯公司的领导人。

尽管此前德国与自己的对头俄法联盟关系紧张，勃兰特利用曾在俄国担任公使的经历，也让德国了解了俄国的想法。

在英国人看来，他已经成功地让德国人将原来对俄国的怀疑之心和对日本的同情之心，全部转换过来。

而且，他还使德国和法国逐渐地走到了一起，准备联手俄国一起干预日本。[相关内容见布兰德著《李鸿章传》]

当然，将俄国“祸水”引向东方，是德国的心愿，也是德国放弃与法国的对立，暂时协调立场的根本原因。

而且，德国早想在远东获得一个海港，这正是千载堆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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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美国人开始表现出比较浓厚的兴趣。当然，他们是以公正的面孔出现的。

在与晚清打交道上，或者在对待大清的态度和手法上，美国与俄国堪称“双璧”。

作为一个新兴的国家，刚刚搞完内部的事务，开始迈上国际霸权舞台之时，美国表现比较特殊——或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