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追迫。他称刘步蟾“船亡与亡，志节凛然，无愧含生取义。”[《山东巡抚李秉衡奏查明丁汝昌死事情形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称张文宣“其致死之心，蓄之有素，卒能舍命不渝，亦属忠烈可嘉。”[同上。]而对此前自己曾多次痛加弹劾的丁汝昌，李秉衡也提出：若死事属实，对丁汝昌过去的问题和过失可以不究——“只可宽其既往之愆，此外无庸深论”。其他死难军官按照阵亡例从优给预抚恤，对丁汝昌就不再给了——“业已革职的丁汝昌无庸置议”。这等于是也不追究过错，也不表彰奖励了。

但以这种方式，“光滑墙”仍然抹不过去。战败之罪，应受惩罚，却是朝廷上下，谁也无法给予洗脱的。

朝中弹劾声浪之下，朝廷仍然对死去的丁汝昌加以罪责。据有资料说，朝廷虽允许丁汝昌灵柩返回故土，但仍然下令将棺材漆成黑色，外加三道铜箍捆绑，不得入土下葬长达15年之久，以示对其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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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关于那场战争的还原均带有猜测的成分。

那场战争的实际参与者，在战后却基本上都选择了沉默，似乎集体的禁口了。真实的情形，讳莫如深。

或许无论怎样提起来都是一种耻辱，以及，各位将领与世人心态上矛盾所致。

有一个问题很少被人提及。

——海军将领所受西洋教育。

接受西式教育的管带们某些观念可比有些人产生得早。比如，对投降的概念。

东方传统上视为耻辱。而按西方力尽而降的标准，却是为道德上所允许的。日军煞费苦心地在劝降书中所提的事例，不见得不能打动一些人。

丁汝昌曾问自己的亲信幕僚，关于降服一事如何看法，这本来是石破天惊的事情，但丁汝昌问的却是曾经留学英国的人员。

更关键的是，伊东确实按这一套西方标准办事了，坚持将投降人员放回，给予了比较宽仁的条件，网开一面，也是促使北洋投降的重要因素。对很多人来说，只要能保命，这个机会是必须抓住的。

作出投降决定的人已经死去，负首责的人已经不在，其他人责任追究上不致于到方伯谦的地步，是丁提督以死为他们创造了这个转圜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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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归来的人员先在烟台安置，军官暂留，兵勇发饷遣散。25日，刘含芳还请示准备开河以后送往天津，但李鸿章没有同意，以“海军有编制的官员，本随船支薪俸。今船失官亦虚悬，均应斥革”，指示原地解散回籍。

在朝廷的编制中，这些人先是被开缺，反正舰没有了，舰长这个官要也是虚名。

除此之外，并没有给予投敌的处分。

而那个不知为何，竟能代表北洋往来递交投降书信的程璧光，仅受到很普通的处理——革职。没有追究投递降书的事，罪名仅是“私登敌舰”。

随后，北洋舰队被整体裁撤，还是那句话，反正舰队已经没有了。最后，连海军衙门也一块撤掉了拉倒。

不过，北洋败后，在外国紧急定购的军舰开始陆续抵达大清。

虽然甲午失败，一帮蠢人不去反思准备不足，在一场军备竞赛中被抛在后面，一时间人人痛诋海军误国，似乎营建海军本身也成了错误，这也一度让大清有着“白花钱、建了也没用”的错误思想。但在战战兢兢几年后，也是形势需要，没有真不行，大清再次鼓起勇气建设海军。新海军的骨干力量，几乎全在“康济”号运出的舰队官兵2800多人中。

这倒是一个看似多少挽回对丁汝昌认识的结局。

因为，人才是最重要的。不用他们，还能用谁呢？

但是先不忙鼓掌。此后，重建的大清舰队，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日俄战争当中，再次避战。似乎甲午战争的经验，让这些人更加精明、更加灵活，学会充分运用所谓“国际法”准则，一律选择了置身事外的姿态。

大沽炮台与联军舰队血战，就在旁边的大清舰队选择了沉默，尔后奔回烟台。

日俄战争，大清是“中立国”。但大清舰队根本保证不了“中立国”的权益，甚至保护不了按“国际法”向“中立国”投降的俄国军舰，也不敢得罪日本海军。真是颜面何存。

它对大清的作用之弱，简直弱到不值一提，难怪乎除了一些专业性的研究书籍中还有记录，在此后的史书中，也几乎不再提起，仿佛他们没有存在过一样。

所以，他们人虽然回来了，但灵魂和血性，却没有回到海军。甚至从甲午降服之时起，那种曾有过的英勇战斗的精神，就早已永久地沉入了威海卫。

假设丁汝昌有保留人才的想法（也可能只是想保住这些人的命，并无更长远打算），这是否实现了丁汝昌的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