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现在制倭要著。”

加上国土呢？那是无法计算的。

道理再简单不过：把这些钱给日本，还不如发给将士，发兵跟日本人干。

所以，一时间，各种反对批准《马关条约》的奏折如雪花般递到朝廷。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认为若答应日本的条件，很可能把大清勒垮了，“若照倭索逐条，更是自困自危之道”；刘坤一、宋庆等人也上疏，痛斥条约的苛酷，表示清军可以与日军再战，坚决要求废约。

这一轮主战者，以各地督抚和前线将领居多。按说，这些人既有理论功底，又有实践经验，很多是前线参战人员，应该更有发言权。

在这些声音中，有一种声音更是泣血含悲，那就是来自台湾的声音。

中日签订条约，割台的消息传来，“台人骤闻之，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

进京参加考试的台湾举人汪春源等人上书，言语愤激几乎已是质问：目睹全台惨痛情形，难道不够蒙圣上加以顾虑？当政者一说要统筹大局，便是以京畿为重，以海疆为轻。不知抛弃台湾百姓，天下人心瓦解，以后谁还肯为皇上出力！整个国家的大局必然出现变化，危害恐怕不止在京畿！——“睹此全台惨痛情形，岂有不上廑圣虑？但以议者必谓统筹大局，则京畿为重，海疆为轻耳。不知弃此数千百万生灵于仇敌之手，则天下人心必将瓦解，此后谁肯为皇上出力乎！大局必有不可问者，不止京畿已也。”

诚哉斯言！勇哉斯言！这已经是对大清的深刻警告了。此后的情形，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但是，如前边所言，那帮奴尔哈赤的子孙们，已经没有那个胆量再打下去了。

他们害怕的是日本人给的期限，还悬在头顶。

当然，当时很多人热血上涌，提出的很多建议却十分荒唐，象什么割新疆给俄国，给列强银钱、好处，换来他们对日本采取行动，也就是“宁可把肉骨头扔给它国，让他们狗咬狗”，这根本无助于解决危机。甚至，这种“以夷制夷”的办法，无异于饮鸩止渴。

实际上，列强的干涉，确实也不是什么心地善良，而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绝不白给大清干活。事后，总要有代价的。所以，当朝人们被列强的“国际精神”鼓舞，实在是对他们的作用估计过高了。

包括现代人的一些观点，也含有这方面的不科学成分。

但是，这只是方法上的问题。如前章节所分析的，只要坚持下去，我相信，大清必能摸到一条道路，聚拢人心，重整军备，最终拖垮日本，战胜日军。

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经受日本更为疯狂地侵略杀戮。

如果是这样的话，大清非但与国无罪，还与民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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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历史没有假设。不争气的大清朝廷，那些说了算的人已经决定不再打了，任谁说也改变不了现实。

光绪的心情当然是忧愤异常，却也是害怕异常。面对割地赔款，光绪帝悲愤地说：“条约要割台湾，而台湾一割，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

但是，除了痛哭流涕，他也没有别的办法。

一方是换约期限的催逼，一边是群臣要求再战的奏章和台湾官民的质问，他也成了两头受挤压的主。

六神无主之下，光绪又准备让太后说话，“应先请太后懿旨，再作定夺”。

可是，慈禧老娘们突然又病了，病得不能见人。——内监传旨“今日偶感冒，不能见，一切请皇帝旨办理”。第二天，又传旨“和战重大，二者皆有弊，不能断。令枢臣商量一策以闻”。

靠那些多数主张批准条约的枢臣们，还能商量出个什么策？

万般无奈，光绪帝只好批准条约。召见军机大臣后回到书房毓庆宫，见到了自己的老师翁同龢，两个人“战栗哽咽”，“相顾挥涕”，师徒二人痛不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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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记：“夏四月……庚戌（5月3日），命道员联芳、伍廷芳赴烟台与日本换约。”

25日，清廷决定派二品顶戴候选道伍廷芳和三品衔升用道联芳为钦差换约大臣，同往烟台换约。伍、联二人当日由京城启程，磨蹭到5月5日，见再无变化，便由天津乘公义轮出海，6日抵达烟台。

7日下午6时，与当日晨乘横滨丸到达烟台的日本全权办理大臣伊东已代治，在顺德饭店会见。

8日下午4时，伍廷芳、联芳接奉“准令换约”的电旨。除此，还是一直没有任何令人欢喜的好消息——列强干涉见效，或者什么外交新进展所促成的变化。

晚上10点，捱到限定的最后时限到来之前，双方在顺德饭店完成了互换条约手续，《马关条约》正式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