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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惴惴不安的心放了下来,伊藤博文一帮人更是松了一口气。
经过绞尽脑汁的斗争,和约签订,为日本获取了巨大的利益。诚然,伊藤终于有理由制止军队“冒险家”们不顾一切、扩大战争的企图。特别是避免了将日本拖入持久战争的泥潭,挽救了一场灾难,更是值得庆幸。
这种感觉,恰如陆奥宗光所写,“……经过几次谈判,终于克服外交上的种种困难,签订了媾和条约。我国得以发扬国辉,增进民福,在东亚天地间再开太平盛运者(实际上是庆幸日本不再与中国继续打下去吧),悉赖我皇上之德威所致。”[陆奥宗光《蹇蹇录》]
所以,伊藤显得特别兴高采烈,继续跟李鸿章攀关系:“中堂与余此身,恰似连结两国之一缕丝线,即将断绝之两国脉络,仅赖此一缕丝线才得保持。”他仿佛又忽然想起十年前与李鸿章天津会谈之事,不无得意地说:“谈判结束之日,两次均为四月十五日,亦可谓奇矣!”
李鸿章作为签订降约的战败国使臣,实在难以领略伊藤的机智幽默,只内心“哼”了一声,生硬地应付了一句:“实属奇也。”[《马关议和纪要》,《日本外交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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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理解李大人的处境。日本人的荣耀,恰恰是李鸿章的屈辱。
这场战争对他是一个几乎致命的打击,三十年洋务事业、二十年富国强军梦想,马关惊醒,竟是一场梦魇。
此种痛楚,借用6年后他代表大清国与11国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之后给朝廷奏章里的一句话,可以形容:“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创深痛巨,薄海惊心。……”
甲午之争,战场上,他是战亦罪,不战亦罪。谈判桌上,他几乎未能改变任何现实。伊藤可以向天皇报功,而几乎可以肯定,他回去以后,还要承受朝廷上下的责难。
倒是第一次谈判之时,李鸿章与伊藤的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语,包含对日本的警示,也是对中国未来的深切期望。
“我相信我朝今后也会改革,然,我国地广人多,有二十一省大行政区,改革比日本要花费更长的年月。我意中的改革愿望并未破灭。……”“我认为今回的战争得到两个好的结果,……第二是记永眠的中华开始觉醒,日本给予清国的刺激,相信对我国将来的进步会发生有益的影响。我国人民对贵国抱怨之场甚多,然,与抱怨之感怀相比,我个人也许应该感谢贵国唤醒了中华国人。”
一百多年后再读李鸿章的话语,应有多少感慨系之。当时这些话被日本人轻视为虚张声势,但沧海桑田,河东又转河西,现实才会让一些日本人懂得这个道理。然而,伤痛远去,一百多年后,承平盛世中我们又有多少人已经忘记其中的教训?
一个蕞尔小邦,竟能给大清带来深重灾难,而洗雪国耻,只能留待后人,真令李大人抱恨终身。
“平生自诩杨无敌,诸将犹夸石敢当。何意马关盟会日,眼头铅水泪千行!”
此恨之深,致使李大人从此未曾踏上日本的国土一步。
1896年,73岁的李鸿章出访欧美诸国时途经日本转船,为了践诺明志,这位老人坚决不上码头,不踏上马关土地,坚持命人在两船之间搭上木板(一说是搭乘舢板),冒着葬身大海的风险,跳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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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桌上丧权失地,这在朝中与地方引起的震动与愤怒可想而知。
几十年宦海沉浮,李鸿章也深知,不厚道的是大清皇家。
所以,签订《马关条约》的第二天,李鸿章一行登轮回国。船至大沽,李鸿章先派随员尽先副将杨福同星夜赴京,赍送约本至总理衙门。
他自己则留在天津,给皇上写报告。
20日,他报告签约经过的奏章递上去,一并向朝廷请假二十天,准备养伤。
李大人猜得不错,此时的朝廷,又是新一轮热浪滚滚。
国际风云变幻,俄、法、德三国起而干涉,廷臣议论纷纷,全国舆论哗然,悔约再战之呼声颇高。[《甲午战争史》]
后世的史书里边,较少有人注意,大清朝廷上下发生的这一变化,一个重要的前导因素是:俄德法三国终于出头了。
这应该也在躲在天津的李鸿章意料之中。或者说,是他赴日成行前就期待出现的一个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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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看,这些意见当中,最有价值的,也就是关于“持久战争”的建议。
日本野兽的要价,绝对是“中国历史新高”,前所未闻,让人大受刺激,大为惊惧。权衡之下,再战之声又起,实属正常。恰如刘坤一所言,“况用兵两年,需饷不过数千万,较赔款尚不及半,而彼之所费愈多,‘持久’二字,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