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我们且将他们统称为抗日军。

队伍庞杂，总得有个头儿统一指挥，大家推选吴汤兴为抗日军首将。他有这种才能和威信，同时也有一个官方的正式任命——本身就是台中地区义军统领。

吴汤兴(1860—1895年)，字绍文，原籍广东嘉应州镇平县高思乡。论起来与丘逢甲同乡，还是远亲关系。据说他平时“读书力田，负坚毅之气，冒危难，不稍顾”，“以义侠闻里中”。虽然读书种田，但性格坚毅不惧危难，面对甲午战况，生出了敢于担当的志气，颇有曹刿勇于自任的精神。他的一首诗可以说明，“闻道神龙片甲残，海天北望泪潸潸。书生杀敌浑无事，愿与倭儿战一番！”[《甲午战争史》引自《民族英雄吴汤兴文献》，《台湾风物》]

现在倭儿打上门来了，正应复仇和保台一并行动，当然不能光嘴上嚷嚷“灭了小鬼子”了。

经丘逢甲的举荐，吴汤兴被唐景崧正式颁给“台湾府义军统领”的关防（印信和委任状）。

大清在急需时号召组织团练，一般是由有头面的人物，至少也有个生员、秀才官方身份的人领头。现在保台不分官民，义军又得到官方承认和倚重，吴汤兴立刻回乡号召乡人抗日保台。当地生员邱国霖、吴镇洸闻声而至一起张罗，乡人“各搜器械，具饍粮备应用”，自备干粮刀枪打鬼子。几个人各拉起几营，组成了一支队伍，日夜加紧操练。

台北失陷的消息传到苗栗后，吴汤兴立即率这支义军北上，因他的弟兄全部来自新竹、苗栗二县，所以就被称为新苗军。有史书称吴汤兴为丘逢甲部将，按丘逢甲领全台义军统领一职，这一说也成立。实际包括吴汤兴在内各路义军虽在一面大旗下，但独立战斗的特点也十分明显，何况丘逢甲此后已无意作为，正是吴汤兴担当了大任。

就这样，吴汤兴由义军统领担任了官兵和义军的“总头”，相当于担任了新竹作战的总指挥。

6月11日，即日本近卫师团集结于台北的当天，吴汤兴也集众列营，祭旗誓师。12日，吴汤兴又发布告示，揭露敌人罪行，表示抗敌决心，并申明纪律，号召人民投入抗日斗争。

“……当此台北已陷于倭夷，土地人民皆遭荼毒。闻倭奴占据后，则田园要税，房屋要税，人身要税，甚而鸡犬牛猪无不要税。且被发左衽，凿齿雕题，异服异言，何能甘居宇下？……尚祈各庄各户，立率精壮子弟，须修枪炮戈矛，速来听点，约期剿办倭奴。本统领开诚布公，甘苦共与，断不敢妄自尊大，但军令宜严，方能杀敌致果。并望众志戮力同心，一团和气，不可互相戕杀，不可挟衅寻仇，并不可观望不前。”“如有倚强欺弱，妄杀无辜，或肆行掳掠，纠党劫财，定按军法严办，决不姑宽。……”[《日清战争实记》]

告示一出，当天，吴汤兴便率部由新竹沿铁路线北上，迎头截击南来日军。

义军纷纷起来，这场斗争具有了大清对日作战以来所没有的新景象。

因为人民群众已经广泛地被发动和组织起来了。

因为，他们知道为自己的家园和土地去战斗。

热情和怒火一旦被点燃，便会形成不熄的熊熊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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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曾告诫伊藤，台湾人彪悍、原住民更是凶悍，恐怕不会接受日本管理。更告知台湾民意，“闻将让台湾，台民鼓噪，誓不肯为日民。”

朝廷官兵不行了，想起拿“人民的力量”来压日本人，就算是实话，也有些气虚。伊藤当然不当一回事，冷冷说道“听彼鼓噪，我自有法。”

伊藤自负日军兵强马壮，挟胜利之威，从内心里蔑视台湾军民。

所谓的“有法”，凶残的日本人有武器，有对付反抗的经验，对不服从者无非是杀光、抢光、烧光。

这位所谓接受文明开化的智者始终脱不去日本人的兽性。此人后在朝鲜担任总督，也是坏事做绝残酷镇压朝鲜人民。最后，在哈尔滨火车站被人民送上死路，只可惜，在中国地面上，却是被朝鲜勇士安重根所杀。

这就是为什么中韩两国共同在哈尔滨为安重根立义士碑，而日本政府抗议，死硬污蔑安重根为“恐怖分子”。这其实是日本对历史的死不认账，其实，日本侵略者才是国家恐怖分子。

侵略者高举屠刀，在侵入台湾时，几乎每次临战，从桦山资纪到各将领，都要下令“若遇顽民抗拒，即迅速扫荡，严惩不贷”。

可是，他们还不了解自己遇到的最棘手的麻烦——这些民众，是天生的山地游击战专家。

新竹、苗栗二县境内多为闽、粤移民，有习武之风，开始是防原住民的袭击，后来又防过英法侵略军，再后来防盗贼……村民武装战斗力颇强。

各乡都纷纷起兵自卫，让敌人初步理解了什么是人民战争的海洋。日军几乎步步都遇到强烈的抵抗，“村妇助磨刀，耕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