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送，包括大米一百五十余包和梅干（日本人腌了当咸菜吃的玩意）三十余桶，分载于十八只木船，由樱井茂夫曹长带挑选出来的部分健壮者担任护运任务。

7月11日黄昏，运粮队先于大队本队，由台北出发溯流而上，12日下午抵达三角涌。

三角涌系沿河的一座街市，超过两千多户人家，“地近内山，与生番邻，人皆蓄火器，善战斗”，“山箐丛深，径路险曲”。从这个记录我们就可以知道，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也不在日本人这边，此行，注定凶险。

日军运粮队的行动早已被掌握，义军就在三角涌附近选好了地形，静静等着他们。

一次著名的伏击战即将打响。

13日晨，运粮队从三角涌出发，一切并没有什么异样。但前进约四里路，一下子落入了义军的伏击圈。

义军有五六百人，在火力上占有优势。护粮队三十五人分为两组，樱井自率一部抵挡左岸的进攻，军曹江桥勇次郎带一部抵挡右岸的进攻。劈头盖脸的打击下，樱井中弹穿胸，士兵纷纷倒毙。江桥率残兵突围，最后只冲出九人。江桥等五人已受重伤，知道势难逃脱，下令自裁。鬼子神情“黯然”，“二人取剑互刺，继之二人自刎。江桥军曹……亦取出刺刀自尽。”[《日清战争实记》]仅存者四人，在逃回的途中还有一人失踪了。

运粮队遇上的，是以苏力为首的本地第二支较大的义军。

苏力，就是淡水县海山堡三角涌人，略读诗书。靠开山煮樟脑，辛勤劳动过上了较好的日子，据记载他平时爱赒济贫困，见义勇为。清廷割让台湾，苏力敢说出“朝廷割地，也没告诉我，那就不算”这样的话（“朝廷割地未我闻，是以抗也！”），可见为人的豪爽。说抗就抗，苏力变卖家产，筹集粮饷，号召乡人起兵，没几天，聚众千余人。一家子齐上阵，儿子根铨，年方二十岁，随父抗敌。姑表弟陈小埤，自幼习武，有胆识，曾随刘铭传“开山抚番”，也参加了苏力义军。

日军由台北南下，苏力义军也不断袭击日军的后方。

他所擅长的，是选择和利用地形，伏击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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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粮队残余士兵间道逃回台北报信，坊城大队仍毫不知情，实际上本队也在苦战中前进，与运粮队的联系早已被切断。

坊城大队12日出发，分成两路分别沿大姑陷河岸南行。当天，也在三角涌街宿营。

13日这天，大队出发，沿途也不断遭到义军拦击。本来按原先的估计，最迟于上午8、9点钟即可到达大嵙崁，与守备这里的第一联队第七中队会合，再掩护前进。但由于义军节节阻击，行进缓慢。进到福德坑，彻底走不动了——苏力所部义军主力突然从四面包围上来。

据日方记载：突然“一发空炮为信号，在四面的山腰、山顶出现了约有二千余名的敌兵，一齐向我射击，枪弹恰如雨霰，或打碎岩角，或打折树枝，山谷响应，如万雷齐发。”

此处地名很多带个“坑”字，估计是由地势而得来的形象叫法，现在成了坑敌的绝佳地点。“敌人据地物从上瞰射，我军全队都陷入研钵形的谷底中。”“这样，陷于敌圈之中，遭受敌袭两次，移时日斜，仍无暇吃饭，各兵都忍饥战斗，其间的困苦，殊非纸笔所能尽述。”[《台湾抗战日方资料》，《中日战争》]

原来，日军钻进了义军依地形巧设的包围圈，困在“研钵形”谷底，被义军据高临下，围着猛打。

由于义军枪械弹药不足，攻击直到14日凌晨1时，才暂时停止，日军得以移向字底坑北方一高地上露营。

拂晓，日军看看动静，决定赶紧脱离此地。天明时，顺利进到娘子坑，没想到，更多的义军早在此处等候多时。义军“包围如昨，进行猛烈射击，兵数比昨天大见增加，而且追蹑益急”。[《台湾抗战日方资料》，《中日战争》]

赶上了以江国辉为首的第三支较大的义军。

江国辉(1844—1895年)，字耀明，号明亮，南雅厅大嵙崁人，原籍福建平和县，先祖随郑成功从军来台。江国辉本是武秀才，“好武能文，性急好公义。”当时乡人共议捐金雇勇，以保地方，募集了一千余人，就以江国辉为统领，吕建邦为副统领，李家允为帮带，简玉和为营官，组建了这支队伍。

另外，南雅厅乌涂窟的黄源鉴也拉起一支抗日队伍，一直与江国辉相互呼应。

黄源鉴(1851—1905年)，字晓潭，是淡水县学出身的贡生，为人“朴诚勇敢知书”。日军自台北南侵，黄源鉴组织乡民自保，“以兵法部勒乡人，设授方略，屡败倭寇”。

江国辉与黄源鉴相互配合，还同三角涌的苏力建立了联系。日军所遇到的，正是各部义军的“联合作战”。

史载：14日这天，江国辉“率大嵙崁义民阻击于分水岭，苏力父子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