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

至于“争功”一说，新竹既失，形势大急，还谈什么不愿分功？要说虚词推托，看看台湾府为了供应义军的军饷，掀翻了库底又向富绅借银子，似乎也不是怕出钱的事。

恐怕还是出不起。大家都缺银子缺粮，这确实是实情。台南也没有更多的军饷来源了，也在艰苦支持。

但这些事直接导致了易顺鼎和吴彭年热情虽高，空谋划了一套策略，却一直未能成行。

易顺鼎虽仅统三营，高兴的是终于能领兵打仗了，痛苦的是却军饷无着，于是又甘当重任渡回内地筹饷。等到辛苦筹得饷银5万两，跑到涵江又折回厦门，苦寻回台之路，在清政府的关照和帮助下，台湾却再也登不上去了。

易顺鼎终于没法再跑了。

只能是望洋兴叹，顿足捶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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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在与日军争夺时，台中府县与抗日军内部就已矛盾重重，纠纷不断，还有一桩“官司”出来了：具体细节未记，只知苗栗县知县李烇府库被挖空，又因为筹饷的事与新苗军发生纠纷，攻击吴汤兴“徒博虚名，全无实际”，并请知府收了他的统领关防。吴汤兴备文申辩，“指李烇短处，请派员代换”。黎景嵩左右无法决定，却令苗栗的士绅出来调解。

于是，官员士绅们又再次请求台南支援和请帮办军务出面协调处理矛盾。这两件事，一块报给了刘永福。

刘永福答应，等派吴彭年到台湾府地，查明情节后核办。

就这样，直至7月中旬，为调和苗栗县和新苗军的矛盾，刘永福才决心派黑旗军北上，以吴彭年为统领，副将李维义为副统领，带队赴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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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吴彭年抵达彰化，台中人民欢呼雀跃，阖城出迎，都感到恢复有望，士气为之一振。

然而，吴彭年所统黑旗北援军只有七百人，实质性帮助不大。

而且，“副统领李维义职居副将，官阶甚高，降之为副，心怀不平。”（《台湾通史》记其为总兵衔），这位几种官方正史资料中都未提及的人物，这个时候还要争个头高头低，也根本没把吴彭年当回事。

所以，吴彭年等人的到来，初时并未能明显改变局面，台中的矛盾仍然存在，还酝酿着新的矛盾。

台中军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再反击新竹，至遭遇日军大举反击之时，黎景嵩认清了形势，也谈不上“争功”了，不得不借重黑旗军。

但他开始看上的是副将李维义，撤掉杨载云，让李维义来担任新楚军统领。李维义当然一百个应允，还带走了黑旗兵三百余人。

前边就说到黎知府排斥台南分功，此时又有人分析，这一套动作纯属“又欲赖黑旗之威以克敌，故将吴彭年副带李维义诱为新楚军统领，以接杨载云之任”。[《甲午战争史》引吴德功《让台记》]

趁机拉拢李维义进自己的“山头”，更显示“黎府有顾盼自雄之意”，而“欲称为民主(总统)”，这下可是坐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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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遗憾，苗栗县与新苗军的矛盾没解决，吴汤兴仍然没饷备军械、募义兵。屡挫敌锋的得力将领竟被无端撤职，又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杨载云本是一位智勇双全的战将，两月间出战十余次，即使因为反攻新竹失利，也不该随意换将。

“杨统领之名大震于中路，敌人闻之，皆有惧心。”[《台海思痛录》]这个记载虽稍有夸张，但能体会到杨载云对台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新楚军的支柱作用。而这句恰恰出于撤换他的黎知府之手，时为台湾失去多年之后。这又代表着黎景嵩的何种感情在里边呢？

而换上来的李维义，从他的种表现，只能说也是个争权夺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

本来大敌压境，该团结一心筹划战守，台湾府这边内部却自己分化瓦解，战局的发展也就更不容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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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准备的日军很快便主动发起了台湾中部战役。

8月8日拂晓，日军近卫师团兵分三路出新竹：

右翼队，由山根信成少将率领，包括步兵第二联队加山炮、机关炮中队等，沿海岸大道，攻向虎头山。

左翼队，由内藤正明大佐率领，包括步兵第四联队(缺一个大队)加野炮、机关炮中队等，沿山路进攻鸡卵面山。

预备队，由川村景明少将率领，包括三个步兵中队和机关炮一队，在左右两翼之间一同前进。

海军派出吉野、秋津洲二舰，向这些山头猛轰，支援第一师团作战。

防守的义军警戒仅数百人，在猛烈的炮火下无法支持，向南撤退。日军左右两翼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