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绣就像是局外人一样。文绣后来曾将自己形容为“哀苑鹿”，称“鹿在苑内，不得其自由，犹狱内之妃，非遇赦不得而出也”。

1931年，在一次与溥仪争吵之后，文绣心中的委屈与愤怒终于爆发了，她离开了静园，并向溥仪提出了离婚。皇帝的妃子要离婚！这在当时引发了极大的轰动，少数思想开化者对这场“妃子革命”表示支持，但大多数守旧者发疯般的围攻“淑妃”，指责她大逆不道。

事态愈演愈烈，多番沟通后，溥仪自知再也无法劝回文绣，又不想把帝王家的家事闹上法庭，只好同意离婚并签订了和解议案。文绣终于把婚离了，但离婚的议案中却有一道符咒：文绣必须承诺“永不再嫁”。

为了挽回体面，1931年9月，溥仪在京津沪的报纸上刊登了“上谕”：“淑妃擅离行园，显违祖制，撤去原封位号，废为庶人，钦此。”离婚的事实被冠以“废妃”的名号，清朝皇室的体统与尊贵似乎得到了保全，但在今人看来，这样局促的窘态似乎更加可笑。

比文绣更加悲惨的是，皇后婉容最终落了个疯癫的下场。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代皇后和皇妃，她们既是帝制时代的牺牲品，也是近代社会巨变的缩影。

第八章 被误读的历史新证，刷新你的认知

华歆真的是利欲熏心之人吗

说到华歆，大家可能都知道，他因为一则“管宁割席”的故事，再加上京剧《受禅台》（又名《献帝让位》）中的精彩片段，给世人留下了贪慕虚荣、为虎作伥的奸臣形象。然华歆真是为虎作伥的奸臣贼子吗？

《世说新语·德行》中记载：“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者过门，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然而人活于世，德行高低的标准本就尚无定论，见到片金拾起，遇到热闹观望，在今天看来可谓人之常情，实难因此而说华歆贪慕虚荣。

京剧《受禅台》中，献帝刘协，挂白须，着素衣，手捧玉玺，满怀亡国之痛，唱腔凄惨；太尉华歆，金冠玉带，翎羽高挑，按剑逼帝，挥来使去，一副奸臣模样。正是这副“盛气凌人、气焰嚣张”的奸邪模样，使得华歆被世人认定为助魏篡汉、助纣为虐的千古罪人。翻查正史，却并未找到关于华歆如何逼献帝让位的记载，而是在《三国演义》中有“华歆诌事魏，故草次诏，威逼献帝降之”的描述。舞台形象取材于此，岂不冤哉。

事实上，《三国志》注引华峤《谱叙》时说，华歆在曹丕受献帝禅位时，并非气焰嚣张，而是面露忧色。曹丕对此不满，问尚书陈群：“我应天受禅，诸侯群后，无不人人喜悦，其形尽现于声色，唯独相国（指华歆）和你脸有不豫，这是为了什么呢？”陈群答曰：“臣与相国曾为汉朝之臣，内心虽为陛下感到喜悦，但在义理上，臣等的神色实应畏惧，甚至憎恨陛下才对。”曹丕遂打消疑虑。

华歆归附曹操后，曾任议郎、尚书、侍中、尚书令，赤壁之战时任军师，于曹丕即位后拜相国，一路官运亨通，并非趋炎附势，而是乱世之中不可多得的治世之才。他主张重农非战，重视文教德化。太和初年（227），魏明帝派兵攻打蜀汉，华歆上疏坚决反对，并指出：“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应先治理好本国事务，“以征伐为后事”，“兵不得已而用之”，切不能舍本逐末。时值秋雨连绵，不利于战，明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华歆位极人臣，却始终廉洁自奉。当年他受曹操征召将行，“宾客旧人送之者千余人，赠遗数百金”。华歆推辞不过，就暗自在礼品上做记号，事后一一送还。魏文帝时，华歆官拜相国，但“歆素清贫，禄赐以振施亲戚故人，家无担石之储”。

华歆无论在做人还是做官方面，都并非大奸大恶，一切骂名皆因参与了汉禅位于魏的改朝换代并易其主。史书《三国志·武帝传》注引《曹瞒传》中记载，皇后伏氏曾写信给父亲伏完，言及曹操“残逼之状”，并“令密图之”。此事泄露，曹操大怒，派华歆“勒兵入宫”。华歆“坏户发壁，牵后出”。华歆因此遭世人非议。

身逢乱世，帝王之位有能者居之，治世之才如良禽择木而栖。若有才不为国家所用，有力不救民于水火，只顾清高，明哲保身，又岂能为世人敬仰、万代流芳？华歆本是一代名相，结果却落下一世骂名，实在是冤枉。

建成太子是无能之辈吗

史书记载中，大唐太子李建成是一个不光彩的失败者，而我们对建成太子的印象则建立于《贞观政要》《旧唐书》《新唐书》这类书的基础上。相反，李世民却是一个顶着历史光环的贤明君主。可是这个所谓“贤明”君王的英明之处，不在施政方面，而在于他修改了历史史实。据记载，李世民曾经先后三次要求亲自观看高祖李渊和他本人的《实录》。然而，粉饰的历史终究掩盖不了真相。翻开各类史料，从各种自相矛盾的记载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建成太子并非史书所说的那番不堪。

从人品修养上来讲，史书将李建成丑化成“喜酒色游猎”之徒，无疑是为了粉饰李世民夺位的合理性。事实是怎样的呢？《资治通鉴》里说，李建成“性仁厚”，这一点倒是平实可靠。其实，若真提到好酒色、游猎，李世民倒是有些这类事迹。据史书所载，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