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金佗粹编》中第九卷《遗事》中的一段文字：“先臣天性至孝，自北境纷扰，母命以从戎报国，辄不忍。屡趣之，不得已，乃留妻养母，独从高宗皇帝渡河。河北陷，沦失盗区，音问绝隔。先臣日夕求访，数年不获。俄有自母所来者，谓之曰，‘而母寄余言：为我语五郎，勉事圣天子，无以老姐为念也。’乃窃遣人迎之，阻于寇攘，往返者十有八，然后归。先臣欣拜且泣，谢不孝。”而在《宋史》第三百八十卷《何铸传》中描写岳飞被审问的时候提到的：“飞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深入肤理”这四个字说明尽忠报国四个字已在岳飞背后多年，结合上面一段古人留下的文章，岳飞的母亲要求他为国家效力，其间托人转告，勿念家中老小，并未提及刺字一事。转而到了岳飞被审问，背上的尽忠报国就已经“深入肤理”，刺字的时间上首先出现了疑问。

其次，就刺字这件事而言，岳飞之母虽深明大义，但毕竟只是一名村妇，中国自古讲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要说刻字，可能连字都不识。对于刺字这门手艺，也不是谁都可以的，这一点从《水浒传》中就可以得到证实。《水浒传》第八回中说到林冲要被在脸上刺字发配充军的时候，有这样的文字：“唤个文笔匠，刺了面颊”；第十二回说到杨志被判刑的时候也提及“唤个文墨匠人，刺了两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可见，刺字这件事的确不是谁都会的。

那么岳飞背上“尽忠报国”四个大字到底是谁刻上去的呢？

明朝末年，冯梦龙所撰写的《精忠旗》一书给了我们确切的答案。书中第二折“岳侯涅背”就告诉了我们岳飞背上的字到底是谁刻上去的。后人摘录出这样的文字：生说：“张宪，你把刀来，在我背上深刻‘尽忠报国’四字。”生“解袍露背介”，末说：“怕老爷疼痛。”生大怒介，说：“唉，我岳飞死且不惧，怕什么疼痛！”末说：“既如此，小人大胆动手了！”作刻介，末说：“刻完了。”生说：“与我以墨涅之。”末应涅介，外与生穿衣，末说：“老爷固然立志报国，何苦忍此疼痛？”生说：“张宪，如今为臣子者，都则面前媚主，背后忘君，我今刻此四字于背上呵，唤醒那忘主背君的，要他回顾。”这里的“生”指的就是岳飞，而“末”指的就是张宪，也就是说，岳飞背上的“尽忠报国”并不是他的母亲刻上去的，而是张宪刻的。刻这四个字的目的也不是像后人流传的那样，是岳母为了时刻提醒岳飞要尽忠报国，而是岳飞要给背主忘君的人敲一个警钟。

而岳母刺字的传说则是直到康熙五十三年，《如是观传奇》的问世才出现的。这本书中第一次出现了岳母为岳飞刺字的情节，说岳母刺字是为了提醒岳飞要时刻记得助君主击退胡酋，并且这时已将先前的“尽忠报国”讹传为“精忠报国”。

此后清朝与岳飞相关的各个版本的书籍都会以此为依据，添加岳母刺字这一段，场面描写也是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激昂悲壮。自此，岳母刺字的故事就这么被大家误传开来。

倭寇主要是中国人

戚继光带领戚家军抗击倭寇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现代人几乎都以为，倭寇就是指来自日本的海上盗贼，其实不然，只因为日本古称倭奴国，而最早的一批海盗来自倭奴国，所以人们才有这样的误解。

公元13世纪开始，倭寇频繁出现在中国、朝鲜沿海，直到16世纪才渐渐消泯，前后历时达三百年之久。这些倭寇并非纯正的海盗，虽然他们曾经被归类为海盗一脉，但其实际劫掠的对象不仅仅是海上船只，有时还直接深入陆地，劫掠海边城镇，杀害大量平民百姓。这也就决定了倭寇不仅是海盗那么简单，还包括内陆上与之勾结的盗贼和奸商。他们最主要的成员是日本武人、浪人（不同国家流亡海上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和破产农民。

在这里，浪人这个概念需要解释一番。元朝末年，不少民间的武装力量被朱元璋打败，因为无法在中土立足，所以有很多逃亡日本，以日本周边的海岛为根据地，联合部分不受政府控制的浪人和武士，返回中国海岸抢劫。也就是说，日本的浪人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本是中土人。所以说，倭寇仅指日本人，显然是不正确的。

再者，倭寇的侵扰行为并未受到日本政府的指使。13世纪至16世纪时期，日本正值软弱无能的室町幕府统治，后又逢战国时代，天皇形同虚设，根本无力管理地方藩镇和武士，四分五裂的日本国无暇顾及是否有倭寇出海横行。不仅如此，由于倭寇会从中国、朝鲜等地抢掠大量珍贵物品回到日本兜售，间接刺激了日本的经济发展，所以日本政府对倭寇横行事件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不纵容，也不控制的态度，令明朝政府无法直接指责日本，只能自行解决。

据史料记载，当时中国沿海的一些不法分子进行走私活动，他们不仅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还会时而勾结无业的日本武士在中国沿海贩私抢劫。其中，李光头、许栋、汪直、陈思盻等大走私贩闻名一时，令中国沿海居民闻风丧胆。真实的历史就是，十寇倭者三四，其余皆是本地豪强霸王。

明成祖朱棣永乐十七年（1419）六月，明辽东总兵刘江率师于“望海埚”全歼数千来犯之倭后，倭寇稍稍敛迹。但随着明政府海防逐渐薄弱，倭寇再次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