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小方舞池，还有一个露台，原是为旅游业兴建的。有人在弹奏吉他，后面有个姑娘在演唱一支忧郁的葡萄牙民歌。露台上有好几张桌子都给外国人占了。有一个女人穿着一身夜礼服，一个男人穿着一套雪白的无尾晚礼服。我们在露台尽头找到一张桌子。你可以从那里俯瞰里斯本，看到惨白月色下的教堂、街道、港湾、码头，还有那条方舟似的船。

“你相信人死之后还会继续活着吗？”那个带着两张船票的人问。

我抬起头来望着他。我怎么也没有料到他会问我这么一句话。“我不知道，”最后我说，“近几年来，我一直忙着为我未死之前的生存问题操心。你的问题，等我到了美国以后再考虑吧。”我又补充了一句，以便提醒他曾经答应给我的那两张船票。

“我不相信。”他说。

我宽慰地舒了一口气。什么话我都准备听，就是讨论问题我受不了。我心神太不安宁了。下面就停着那条船嘛。

那个人在那儿坐了一会儿，像是睁大了眼睛睡着了似的。随后，当那个弹奏吉他的人走到外面露台上的时候，他才醒了过来。“我叫施瓦茨，”他说，“那不是我的真名，是我护照上的名字。可是我已经用惯了。今天夜里这样叫就行啦。你在法国住过很久吗？”

“一直住到他们不让我住下去为止。”

“被拘留了？”

“那时候战争爆发了。跟其他任何人一样嘛。”

那个人点点头。“我们都一样。我曾经很快乐，”他说，又急促又轻柔，脑袋耷拉着，眼睛转了过去，“我那时十分快乐，比我曾经设想的还要快乐。”

我吃惊地转过身去。他实在不像是一个会说这种话的人。他仿佛难以捉摸而又缄默孤独。

“什么时候？”我问。“在难民营里吗？”

“不。在那以前。”

“1939年？在法国？”

“是的。战争爆发之前的那个夏天。我至今还不明白那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现在我之所以非得找个人谈谈，原因就在这儿。在此地，我什么人也不认识。可是，如果我跟什么人说了，那些事就会回到我心上。它就会在我心坎里清清楚楚地出现。而且它会长留下去。我简直非得——”他忽然停住不说了。“你理解吗？”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理解，”我说，“那倒是不难理解的，施瓦茨先生。”

“不可能理解！”他答道，突然变得狂暴起来。“她躺在那边一间屋子里，窗户紧闭着，躺在一口可怕的木头棺材里。她死了，她再也不存在了！这一点，什么人能够理解？没有一个人！你不能，我也不能，什么人都不能，任何人说他能够理解，那他就是个撒谎者！”

我没有吱声，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