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我常常跟一个处境相似的人坐在一起。当你没有了祖国的时候，这些损失就更加难以忍受。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支持你，而他乡异国总使人觉得越发生疏。这种情况，我自己在瑞士也曾亲身经历过，那时候我接到消息，说是我的父母在一座德国集中营里被杀害后焚化了。我常常会想起焚尸炉的火焰里我母亲的一双眼睛。

“我想，”施瓦茨越发沉着地说道，“你总知道流亡者的紧张不安是怎么回事。”

我点点头。一个侍者送上来满满一碗小虾。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肚子很饿，而且记得从午餐之后我还不曾吃过一点儿东西。我迟迟疑疑地朝施瓦茨瞅了一眼。“你尽管吃吧，”他说，“我等着。”

他点了酒和纸烟。我吃得很快。那小虾很新鲜，味道烧得又很好。“原谅我，”我说，“可我实在饿透了。”

我一边吃，一边望着施瓦茨。他平心静气地坐在那儿，俯视着那个名为里斯本的伟大的舞台场景，没流露出半点儿急躁或者恼怒的神色。这倒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感激。他似乎也明白，不管有关礼节的书本上对这个问题是怎么个讲法，一个人即使在面对不幸时，也会感到饥饿，而非麻木。如果你一点也没有办法帮助别人，那你不妨照样吃你的饭菜，趁它们还不曾从你面前撤走。因为那样的事是随时都会发生的。

我把碗碟推开，拿起一支纸烟。我已经好久不抽烟了。我不抽烟，为的是想多积攒些钱去赌博。

“那种紧张不安是在1939年春天闯到我的头脑里来的，”施瓦茨说，“我已经做了五年多的流亡者了。1938年秋天，你在哪儿？”

“在巴黎。”

“我也在那边。我已经不存什么希望了。那正是在《慕尼黑协定》[10]签订以前不久。我由于长期处于恐惧状态，反而不再害怕了。但是出于习惯，我仍然躲躲藏藏，小心谨慎，可我已经不存什么希望了。战争总会爆发，德国人总会开过来把我抓去。那是我的命运。我只好听天由命了。”

我点了点头。“那正是掀起一股自杀浪潮的时候。事情也真古怪，一年半之后当德国人真正进来的时候，自杀的人反而少了。”

“随后，来了个《慕尼黑协定》，”施瓦茨说，“那一年秋天，我们获得了满怀希望的新生。生活是那么美妙，那么轻松，我们都无忧无虑了。那一年在巴黎，栗树当真第二次开了花，你还记得吗？这些事冲昏了我的头脑，我开始感觉到自己又像是一个人了，而且更糟的是，又像一个人那样行动起来了。于是，警察就把我逮住，关了我四个星期，原因是多次非法入境。老是那一套老把戏：他们把我驱逐出境，赶到瑞士巴塞尔[11]，瑞士人又把我赶回来，法国人便在另一个地点又把我逐出边境，我又被拘捕了——你知道这种例行公事，这种用活人当棋子来下的棋……”

“我知道。到了冬天，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了。瑞士的监狱是最好的。简直像旅馆一样暖和。”

我又开始吃起来。回忆不愉快的往事也有好处，会使你想到你现在是幸福的，而片刻之前，你还并不这样认为。幸福是个程度问题。懂得这一点，你就不大会太过苦恼了。我在瑞士监狱里觉得很高兴，因为那不是德国监狱。可是，这里，在我的面前就坐着这样一个人，他说话的口气好像他也享有着幸福，虽然在里斯本的什么地方，在一间不透空气的屋子里停着一具木头棺材。

“最后一次释放我的时候，他们关照我，如果下一回再因为没有证件被抓住的话，那么他们将非把我送回德国去不可，”施瓦茨说，“这不过是一种威胁，可是却把我给吓住了。我开始纳闷，万一真的发生这种事情，我该怎么办。夜里，我开始梦见我在德国，被希特勒的党卫队追踪着。这样的梦我常常会做，弄得我开始害怕睡觉。你有过这种经历吗？”

“关于这种经历，我简直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了。”我答道。

“有一天夜里，我梦见我在奥斯纳布吕克[12]，那个城市我曾经住过，我妻子当时还住在那儿。我站在她房间里，看见她病了。她瘦得像一根芦苇，而且她还在流泪。我一身冷汗，醒了过来。五年中间，我没有看见过她，也没有接到过她的信。我也没有写过信给她，因为我不知道她的信是不是会被偷拆。我离家之前，她曾经答应我要办离婚手续。我想这样一来，她的日子会好过一些。这几年里，我想她总该已经把手续办好了。”

施瓦茨缄默了一会儿。我没有问他为什么要离开德国。有千条万条的理由，可就没有一条是有趣的，因为所有的理由全是非正义的。成为一个牺牲者本来就不是有趣的事。他或者是个犹太人，或者属于一个敌视现政权的政党，或者自己的冤家爬上了有权有势的地位——在德国，有几十条理由可以把人关进集中营或把人处死。

“我好不容易回到巴黎，”施瓦茨说，“可是那梦境却叫我不得安宁。它不时还会重新出现。而同时，《慕尼黑协定》的幻想破灭了。到了春天，人人都知道战争就要爆发了。你可以闻到那股味儿，正如你在看到大火之前老早就已经闻到火的味道一样。只有那些外交官才闭着眼睛，做着一厢情愿的美梦——想着签第二个或者第三个《慕尼黑协定》，或者随便什么玩意儿，只要不发生战争就行。从来没有像我们这个时代这样，有这么多的人相信奇迹，可是根本没有奇迹发生。”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