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这一点，为什么我早先没有意识到呢？我是有所感觉的，但是又为什么要在我自己和我的感情之间筑起一道玻璃墙来呢？如果说我回来是桩傻事的话，那么这比那更傻。我必须从海伦这里得到什么东西，带到我即将返回的那种灰暗的空虚中去，那东西不止是一种对谨慎小心、偏离正道的行为的回忆，也不止是一种睡觉与睡觉之间的肉体结合。我一定要占有她，神志清醒地，连同她所有的感觉，她的心灵，她的眼睛，她的思想，完全彻底地，不是只像一头在黑夜和清晨之间生存的野兽。

“她拒绝着。她悄悄地说，格奥尔格说不定会回来，而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这样相信。我因为经常处在危险之中，所以事情一过去，瞬息间我就能把它忘记——现在我只需要一件事情：在这间弥漫着海伦的香水和衣服的气味，还有眠床和暮色的房间里，用我所有的一切去占有她，如果还有一桩事情使我痛苦，能把这种单调阴沉的失落感刺破的话，那就是意识到人体机能不让我更加充分、更加深沉地占有她。只要我能够如同一条毯子那样铺在她上面，只要我能够长出一千只手和嘴，只要我能够把她放在一个完好的凹面模子里，皮肤紧贴着皮肤，不留一点儿空隙就好了——可是，即使到那个时候，也会有最后一点遗憾，因为那不过是皮肤贴着皮肤，而不是血液溶进血液：我们可以在一起，可是却永远不能连为一体。”

7

我一直听着施瓦茨在讲着，没有打断他。他在对我讲着，可是我知道，对他来说，我也不过是一堵偶尔会发出一点回声的墙。那也正是我对自己的看法。要不，我也不会毫无难色地听着他，而且我还可以肯定，如果不是这样，他也不可能把这些事情讲出来，在它们长眠于记忆的静寂沙土里以前，他希望它们再一次复活过来。我是一个陌生人，这一夜跟他萍水相逢，所以他才那么毫无保留地和我做伴。他同我相识，裹着施瓦茨这个古怪的、已经死去的姓氏的匿名的伪装，一旦他把这副伪装抛掉，他也就把他个人的存在抛掉了而消失在不知名的人群中，这些人正在朝着最后边界的那扇黑门移动，那里不需要交验证件，那里也不会有人被赶回来。

侍者告诉我们，一位英国外交官和一位德国外交官来了。他还指给我们看。希特勒的这个使者坐在离我们有五张桌子远的地方，有三个人跟他在一起，一个男的和两个女的。那两位女士身体都相当健壮。她们穿着绸制的衣服，颜色都是蓝的，只是深浅不同，很不协调。那个德国外交官背朝着我们。我觉得那样倒很恰当，很合适，也叫人放心。

“我想这可能会引起你们两位先生的兴趣，”侍者说道，“因为我听到你们讲的是德语。”

无意之间，施瓦茨和我交换了一下流亡者的眼色——让人觉察不到地抬了抬眼睑，随后是一种毫不在乎的神情，好像我们再也没有比这更不关心的了。流亡者的眼色不同于希特勒统治下德国人的眼色——向四面八方谨慎小心地凝望，随后是急匆匆交头接耳地絮语——可是这两种眼色都跟无数的施瓦茨从德国被迫移居和俄罗斯的人口大迁移一样，是二十世纪文明的一部分。一百年后，当一切苦痛的呼声完全沉寂的时候，一个明智的历史学家将会发现，所有这种种悲愁为进步起到了酵母的作用。

施瓦茨抬起头来向侍者望了一眼，丝毫没有感兴趣的表示。“我们知道他是谁，”他说，“给我们再拿点儿酒来……海伦，”他照样平心静气地往下说道，“出去借她朋友的汽车。我一个人等在公寓里。夜幕已经降下，窗户还开着。我把所有的灯都关了，让这个屋子看起来像是没有人在家似的。要是有人来按门铃，我将不去理会。如果格奥尔格回来，必要时我可以从仆人使用的门出去。

“半个小时，我坐在窗子旁边，听着街上的响声。一种若有所失的强烈的感觉忽然向我袭来。那倒并不是痛苦的，更像是一片黝沉沉的阴影，慢慢地铺展开来，直到把整个大地完全陷入黑暗，把地平线都吞掉了。而在这种种凄凉孤寂之中，我仿佛看见一架天秤，一边是空虚的过去，另一边是空虚的未来，而海伦就在这两者之间，天秤的影子横落在她的肩头。那好像是我已经走到了生命的中途，下一个停站就会使这架天秤失去平衡，它会慢慢地侧向充满灰暗的未来的一边，从此再也不会回到平衡状态了。

“我被汽车的声音惊醒了。我看见海伦在街灯的光芒里走下汽车，进了公寓的大门，消失了。我穿过乌黑而死寂的房间，听到钥匙在门里的转动声。她很快就进来了。‘现在我们可以走啦，’她说，‘你非得回明斯特不可吗？’

“‘我把手提箱留在了那边。我是用施瓦茨这个名字登记的。还有别的什么地方我可以去啊？’

“‘把账单付了，转到另一家旅馆去。’

“‘去哪儿？’

“‘是啊，去哪儿？’海伦思忖着。‘明斯特。’她最后说道。

“‘你说得对。还有什么地方呢？那是最近的去处了。’

“我已经把一个手提箱整理好，带几件迟早会有用的东西。我们决定，我最好不要在屋子门前上车，还是到希特勒广场那条街头再上车。海伦会拿着手提箱。

“没有人看见，我走到了那条街上。吹来一阵暖洋洋的风。树木在黑暗中簌簌作响。海伦在广场上赶上了我。‘上车，’她悄悄地说，‘赶快！’

“那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