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不要工作呗。让我们到圣路易岛上去，坐在一条长凳上晒晒太阳。随后我们到法兰西咖啡馆，待在人行道上吃吃东西。这样一个日程表，安排得怎么样？’

“‘这是一个很好的日程表。’我说。于是我们就照着它实行了。我不再去找那些零星的活。一连几个星期，从清早到清早，我们都待在一起。

“而在外面，时间却像暴风雨似的在呼吼：报纸的号外啊，军队的调动啊，议院的紧急会议啊，可是所有这一切，却跟我们全不相干。倒像根本没有这回事似的。我们生活在永恒之中。当你的世界上充满了感情的时候，就没有时间的余地了。你是在彼岸，是在时间的那一边。这一点难道你还不相信？”

施瓦茨朝我转过脸来，露出一副绝望地恳求的神情。“你不相信吗？”他问。

我很累，而且我也没办法忍住表现得不耐烦。关于幸福的故事原是引不起什么兴趣来的，而施瓦茨那关于永恒的幻想也叫我觉得索然无味。

“我不知道。”我心不在焉地回答。

“幸福或是永恒，说不定要等我们死了以后才会到来。到那时候，日历不再翻转，时间也就跟着停止了。可是，如果我们要继续生活下去的话，那可没有办法了——不管我们干什么，总得有个时间，而时间是在逝去的。”

“我不要让它死！”施瓦茨突然狂暴地说道。“我要它如同一尊大理石像那样一动不动地立在那儿。不要像一座沙土城堡在潮水中被冲走！我们热爱的死者，到头来会怎么样呢？他们都会怎么样呢？他们会不会一次又一次地死去呢？如果不在我们的记忆里，他们还会在别的什么地方吗？她的脸！我是唯一仍然认得出这张脸的人。我能听任它让时间蹂躏吗？我知道即使在我的心里，它也会消退，它也会被歪曲，被篡改，除非我能够将它形象化，把它树立在我的身外。我心里的谎言和幻想会像常春藤一样缠绕它，毁坏它。末了，将会什么也没有，只剩下了常春藤。这个我知道。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得不把我的记忆抢救出来，从我自己身上，从那带有腐蚀性的利己主义那里抢救出来，这种利己主义会使我试图忘记，以便能够继续生活下去。你理解吗？”

“我理解，施瓦茨先生，”我说道，脚步迈得尽可能的轻盈，“你之所以跟我谈，原因也就在这里——为了要把你的记忆从你自己身上抢救出来……”

我跟自己生气，因为刚才的话讲得那么直率。那个人非常狂暴，但表现出的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疯狂，如同一个堂吉诃德，下决心要跟时间的风车搏斗，而我呢，对他的伤心事考虑过多，因而没有去尽力分析他的处境。“要是我成功了——”施瓦茨说不下去了。随后他重新开始说：“要是我成功了，那么它就安全了，不会受我所能做的任何事的损害了。你相信我吗？”

“是的，施瓦茨先生。我们的记忆不是什么放在博物院里的一只尘封的象牙首饰盒。它是一只活着的、要吃喝还能消化的动物。它像传说中的不死鸟那样，会自行焚死，[46]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生活下去，不至于被它毁灭。这就是你正在试图防止的事情。”

“就是这句话嘛！”施瓦茨的眼睛里洋溢着感激的神情。“你说只有等我们死了以后，记忆才会变成石头。那就是我正要做的事啊！”

“我那是胡说八道。”我不耐烦地说。我憎恨这样的谈话。我认识很多患精神病的人，流亡导致了这种精神病，正像雨水催生蘑菇一样。

“我不打算自杀，”施瓦茨说着，微微笑了一笑，好像他知道我在想些什么似的，“人的生命现在太重要了。我只是想让作为约瑟夫·施瓦茨的我死去。明天早晨当我离开你的时候，约瑟夫·施瓦茨就要死去了。”

一个念头闪过我的心田，跟这个念头一起，还有一个狂妄的希望。“那你打算怎么样呢？”我问。

“失踪。”

“作为约瑟夫·施瓦茨这个人？”

“是的。”

“仅仅那个姓名？”

“作为约瑟夫·施瓦茨这个人的一切，都要失踪。从前的我。”

“你的护照，你打算怎么处理呢？”

“那东西我不需要了。”

“你另外还有护照吗？”

施瓦茨摇摇头。“我不需要护照了。”

“那上面是不是有美国签证？”

“是的。”

“你能把它卖给我吗？”我问，虽然我没有钱。

施瓦茨摇了摇头。

“为什么不能？”

“我不能卖，”施瓦茨说，“那东西我当时是作为一件礼物接受下来的。但是，我可以把它送给你。明天早晨。你用得着它吗？”

“上帝！”我屏息着说。“用得着！它会救我的命啊！我的护照上没有美国的签证，而且我还不知道明天该怎么样搞到一个签证咧。”

施瓦茨凄凉地笑了一笑。“事情一直在重复出现！你使我想起施瓦茨当年临终那个时候。我坐在他的房间里，我什么也没有想，只想着那张会使我重新成为一个人的护照。好吧。我要把我的护照送给你。你只消换一张相片。年龄应该是差不多的。”

“三十九。”我说。

“那你就要大五岁了。你认识什么善于改护照的人吗？”

“认识，”我答道，“这儿我有一个熟人。换一张相片是容易的。”

施瓦茨点点头。“比换一个性格更容易。”他朝空无一人的地方凝视了一会儿。“如果你能够对绘画产生兴趣，那岂不是件奇怪的事吗？像施瓦茨那样——后来像我这样？”

我感到一阵哆嗦。“护照是一张纸，”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