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袋。随后，她从水里走上来，又纤弱又晶莹，奔到我面前。

“‘水很凉，又像有鬼似的。那女侍者说，岛屿底下还有一条很大很大的章鱼咧。’

“‘这个湖里最大的鱼是老梭子鱼，’我说，用毛巾把她裹了起来，‘没有章鱼。所有的章鱼都在1933年以后的新德国了。不过水呢，一到夜里总像是有鬼似的。’

“‘要是我们想到有章鱼，那就一定有章鱼，’海伦说道，‘凡是不存在的东西，你是绝不会想到的。’

“‘那倒是证明上帝存在的简便办法。’

“‘你难道不相信它吗？’

“‘今天夜里，我什么都相信。’

“她紧贴着我。我让那条湿了的毛巾掉下来，给了她一件浴袍。‘你是不是以为咱们已经生活过不止一次了？’她问。

“‘是的。’我毫不犹豫地说道。

“她叹了口气。‘感谢上帝。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争辩，此刻我不想。我又累又冷。我一直忘记，这水是从山里流下来的。’

“除了酒，我还从驿站旅馆带来了一瓶格拉巴酒。这是一种用葡萄渣酿造的纯白兰地，性烈，味香，像这样的时候喝起来挺合适。我走进屋里去把它取了出来，替她斟满了一大杯。她慢慢地喝着。‘我就恨离开这儿。’她说。

“‘到了明天，你就会忘记的，’我答道，‘我们要到巴黎去。那个地方你从来没有去过。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

“‘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就是你在那儿觉得幸福的城市。这话是老生常谈吗？’

“我笑了起来。‘让我们不要为文风操心！’我说。‘如果那是老生常谈的话，那么我们的老生常谈还少得很。你要不要再来一点格拉巴酒？’

“她点点头，我又为自己拿来了一个酒杯。我们坐在草地上的石桌旁边，直到海伦有点昏昏欲睡了，我才把她放到了床上。她就在我身边睡熟了。我从开着的门里望着外面的草地，它慢慢地变成了蓝色，随后又转成为银色。一小时过后，海伦醒来了，她走到厨房里去找水喝。回来时，她拿着一封信，这信是我们在龙科的时候送来的。一定是放在了她的屋子里。‘是马顿斯写来的，’她说。她看了信，就把它搁下了。

“‘他知道你在这儿吗？’我问。

“她点点头。‘他告诉我家里，说他向我建议，要我到瑞士去再进行一次检查，还说我要在这儿住几个星期。’

“‘你是到他那里看病的吗？’

“‘断断续续地请他看过病。’

“‘看什么病？’

“‘也没什么特别的毛病，’她说着，把信放进了手提包里。她没有把信递给我看。

“‘你那个疤痕怎么来的？’我问。

“横贯她腹部有一条细细的白色纹路。我从前也曾看到过，可是她现在这种棕色的皮肤使它越发显眼了。

“‘动过一次小小的手术。没什么紧要的。’

“‘什么手术？’

“‘我们不大谈的那种手术。女人家才动这种手术咧。’她把灯关了。‘你来找我，这很好，’她轻轻地说，‘我再也熬不住了。爱我吧！爱我，不要问什么问题。千万不要问。’”

10

“幸福！”施瓦茨说。“它的颜色在你记忆中是怎样变化的！活像洗衣店里的便宜衬衫。只有不幸的人才会觉得重要。我们到了巴黎，在塞纳河左岸大奥古斯丁码头上的一家小旅馆里找到了几间房。那里没有电梯，由于年代久远，楼梯都已经歪斜和磨损，房间都很小；可是我们可以眺望塞纳河，码头上的书亭，巴黎古监狱和圣母院。我们有护照。我们是人，一直到1939年9月为止。

“在那之前，我们还是人，不管我们的护照是真是假都一样。可是，假战[45]开始以后，情况就不同了。

“‘你从前在这儿的时候，靠什么来维持生活的？’有一天海伦问我。‘你被准许工作吗？’

“‘当然不能。我连存在都不被准许呢。你怎么能指望一个不存在的人得到工作许可啊？’

“‘那你是靠什么来维持生活的？’

“‘我记不起来了，’我老老实实地回答道，‘我干过各种各样的营生。没有一个活计是干得长久的。法国人对法律倒是不太拘泥。要是你愿意接受低微的工资，你往往总能找到一个什么活儿来干。我在中央市场上运过板箱。我伺候过人家吃饭。我贩卖过领带、短袜和衬衫。我替人家补习过德语；难民委员会偶尔还给过我一点儿补助。我卖了几件个人物品。我还为瑞士报纸写过几篇短稿。’

“‘你就不能再找一份报纸工作？’

“‘不成。因为要找到那样一个工作，你得有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我的最后一个职业是替人家给信封写地址。随后，就来了个施瓦茨，还有我那虚假的存在。’

“‘为什么说虚假？’

“‘因为人家当我是另外一个人，在一个死人名字的掩护下生活。作为我自己，我已经不再存在了。’

“‘我倒希望你别这么称呼它。’海伦说。

“‘不管我把它叫作什么，那都没有什么关系。把它叫作双重的生命，借来的生命，或者把它叫作第二次生命。是的，也许这个说法最确切。我们好像是些遇难的人，他们一点没有遗憾，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记忆——就是这种记忆，使得人们感觉到他们已经失去了好的东西，而坏的东西却没有得到改善。’

“海伦笑了起来。‘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呢？冒名顶替者、死尸，还是鬼魂？’

“‘从法律上讲，我们是旅游者。我们被准许待在这儿，但却不能工作。’

“‘好啊，’她说，‘那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