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亲临现场了。

“‘他有没有受伤？’那个中士问。

“‘那只猪吗？’海伦指着亨利，那家伙仍然弯着身子躺在地板上，将拳头放在腿缝中间。‘那不是血。那只是杜博尼酒！’

“‘你们是德国人吗？’那中士问。

“‘是的，’我回答，‘我们的东西给抢走了。’

“‘你们有证件没有？’

“那老板又龇牙咧嘴地笑了。看样子他好像懂得几句德语。

“‘证件吗，我们当然是有的，’海伦生气了，‘我一定要请你帮我们一个忙。’她举起她的护照。

“‘我是纳粹冲锋队大队长于尔根斯的姐姐。你瞧……’她指了指护照上的日期。‘我们眼下住在一座庄园里。’她说的那个别墅的名称，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我们只是到波尔多来玩一天。我们把东西留在了这儿，交给这个贼。现在，他硬说他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些东西。请你帮我们一个忙。’

“她又朝老板那儿走去。‘是真的吗？’中士问他。

“‘那当然是真的。德国妇女不说谎话！’海伦说。那是民社党政权的愚蠢口号之一。

“‘那么你又是谁？’中士问我。

“‘汽车司机。’我说，拉了拉我的工装裤。

“‘好的！你还在等什么？’中士向老板咆哮。

“站在柜台后面的那个人不再龇牙咧嘴地笑了。

“‘你是不是要我们把你的这个下流场所给封了？’中士问道。海伦津津有味地翻译着，中间还插入了她自己加进去的‘salauds’和‘sales étrangers’[73]等几个词。我自己常常被人家用这些个字眼来叫骂，因此听到她管这个住在他祖国的法国人叫卑鄙的外国佬时，就给我一种特殊的快感。

“‘亨利！’那老板吼道。‘你把东西都搁到哪儿去啦？这对我来说全是新鲜事。’他对中士说道。‘一定是他把东西给拿走的。’

“‘他在胡扯，’海伦说，‘他只是想把罪责推在他的打手身上。快，把东西还给我们，’她向老板吆喝，‘要不，我们就去叫盖世太保了！’

“那老板踢了亨利一脚。亨利鬼鬼祟祟地溜走了。‘我请求您原谅，’老板对中士说，‘这只是一个误会。你想来点儿什么，我买单？’

“‘干邑白兰地，’海伦说，‘要最好的。’

“老板往柜台上放了一个酒杯。海伦朝他瞪了一眼。他又加上了两个。‘您是一位勇敢的女子。’中士说。

“‘德国妇女是无所畏惧的。’海伦引用了纳粹手册上的这一句话，把破碎的绿茴香酒酒瓶放下了。

“‘你驾驶的是哪一种汽车？’中士问道。

“我直愣愣地紧瞅着他那双天真的灰色眼睛。‘梅赛德斯牌的，当然。那是元首的汽车嘛！’

“他点点头。‘这儿真是个美丽的地方，是不是啊？不像咱们的家乡，但十分漂亮。你喜欢这儿吗？’

“‘很可爱。可是不像咱们的家乡，当然。’

“我们喝着酒。这干邑白兰地倒是挺出色。亨利拿着我们的东西进来了，把它们放在一把椅子上。我翻看了一下背包。什么也没有丢。

“‘样样东西都在。’我跟中士说。

“‘这是侍者的过错，’那老板说，‘你被解雇了，亨利！走吧！’

“‘谢谢你，中士，’海伦说，‘你是一个德国军人，又是一位拥有骑士风度的人。’

“那中士敬了个礼。他还不满二十五岁。‘还有被摔破的两瓶绿茴香酒和杜博尼酒的账款要付咧。’老板说道，他勇气又恢复了。海伦把这句话翻译出来。‘他不是一个有骑士风度的人，’她又补充说，‘用不着付。这是自卫。’

“那中士从柜台上拿起了旁边的一瓶酒。‘这瓶我拿了，’他说，带着一种豪侠的神气，‘胜利者总得享受一些特权！’

“‘女士不喝橙酒，’我说，‘把那瓶干邑白兰地拿上吧，中士，尽管已被打开了。’

“中士把那瓶酒送给了海伦。我把它放在了背包里。一到门外，我们就互相道别。我本来在担心那个德国兵会要我们陪他去看我们的梅赛德斯汽车，可是海伦把这件事巧妙地应付过去了。他临别时说的话是：‘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国家是不会发生的。我们有秩序。’

“我目送着他。秩序，我暗自思忖。用严刑拷打，弹穿颈项，以及集体屠杀得来的秩序。像酒馆老板那样的小流氓，我会碰上一百万个咧！

“‘你觉得怎么样？’海伦问道。

“‘很好嘛。我倒不知道你会那样子咒骂。’

“她笑了。‘这是我在拘留营里学会的。怎么样的一种宽慰啊！把一年的拘留生活从我背上卸下来了。可你又从哪里学来的这套本领，能用破酒瓶跟人打架，照准人家要害的地方踢腿呢？’

“‘为了人权而打架呗，’我回答，‘我们正活在一个自相矛盾的时代。为了确保和平，我们要进行战争。’

“那差不多是正确的。我们要能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便是说谎和欺骗。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到农民的树上去偷果子，到他们的畜栏里去偷牛奶。那是一个幸福的时期。危险，荒谬可笑，有时候还叫人伤心，而且往往很有趣——但是从来没有半点儿痛苦。我刚才跟你讲了一个关于酒馆老板的插曲。类似的事情开始不断地发生。你大概也有同样的经历吧？”

我点点头。“是的，的确很有趣，如果你能用那样的眼光去看待的话。”

“我是慢慢学会的，”施瓦茨说，“通过海伦。她不再把过去记在心上。在我只是偶然经历的事，在她却是日常中光辉灿烂的现实。每天，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