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毛泽东致电同意朱德的报告，指示华北部队认真整顿。在刘少奇的配合下，华北部队清理了经商机构，后方人员由新建的军区后勤部统一管理。军区参谋长赵尔陆任后勤部长，黄敬任政委。后勤部统一领导军区的供应、卫生、兵站、军工生产、交通运输、补充新兵、训练俘虏等工作。

经过两个月的整顿，华北军区的混乱现象明显改变了，机关后方精简了，野战部队摆脱了沉重负担，部队机动灵活了，特别是制止军队经商，铲除了滋生腐败的根源。干部们都能集中精力作战了。当年10月，华北部队在保定以北的清风店全歼国民党第3军，俘虏军长罗历戎，打了第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朱德非常高兴，赋诗一首，表示祝贺。

[1] 军事科学院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2册，第86页。

中日邦交“破冰之旅”揭秘

今年是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44周年，但是中日邦交的“破冰之旅”却要上溯到1953年。那一年，中国政府通过民间交往方式，帮助32000名日本侨民归国。在中日双方的首次接触中，还有一些埋藏多年的秘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史料的公开，今天可以作一个全面的回顾了。

从民间渠道实现突破

中国和日本是近邻，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留下了痛苦的回忆。战后的日本政府与美国和台湾国民党政权结盟，使中日邦交正常化遭遇了严重阻碍。日本民间友好人士都希望与新中国友好往来，新中国也希望与周边国家保持和平友好的关系。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决定从民间外交打开突破口，通过“以民促官”的方式逐渐实现中日邦交的正常化。

1945年日本战败后，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遣返滞留中国的日本军人及家属、平民共三百余万人回国。从1946年到1948年间，绝大部分日本人回到本土，但是还有一些日本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回国。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提出了回国要求。中国政府考虑，在中日两国尚未恢复邦交的情况下，只能通过红十字会的渠道与日方联系。1950年夏，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常务理事伍云甫到摩纳哥出席国际红十字会会议期间，主动与日本红十字会会长岛津忠承联系，希望与日方合作，帮助在华日侨回国。日本方面积极响应，各界友好人士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和“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与日本红十字会联合，三团体向日本政府交涉，要求同意派船接日侨回国。经过反复交涉，日本政府同意三团体代表前来中国会谈，并打破常规，给来华代表发放了公务护照，前往国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日中对立的壁垒，实际上被打破了。

1953年1月26日，以岛津忠承为首的日本三团体访华团经香港来北京，受到了中国政府的热情接待。据当年参与此事的新华社记者高梁先生回忆，周恩来总理派廖承志直接领导外交部、公安部、红十字会等方面负责人，参与接待和谈判工作。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谈判进行得很顺利。3月5日，中日双方签订了《商洽协助日侨回国问题的公报》。日本政府承认了这个公报，并落实协议，派船接日侨回国。

为何中方对日侨回国问题如此重视？这是因为三万多滞留中国的日侨中，有两种神秘身份的成员：多数是中国解放战争期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工作的日本医生、护士和在东北地区军工企业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还有少量是为国民党阎锡山部队作战的日军战俘。

跟随四野南征北战的日本医生、护士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怎么会有日本医生、护士呢？作者在查阅解放战争历史档案时，发现第四野战军（以下简称“四野”）中有日本医生、护士的记载，觉得好奇，于是开始了长时间的采访和研究。2000年，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高恩显先生主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及《资料选编》，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书中以丰富的史料，揭示了这个秘密。

抗战胜利后，苏联红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当时国民党军队远在大后方，鞭长莫及。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则贴近东北。面对这个历史机遇，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迅速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根据地组织10万大军，向东北进军。

万事开头难，东北老百姓对共产党不了解，部队所到之处得不到群众支持。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给中央的电报说：部队处于“七无”的困难境地，“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各地部队进入东北时，只有战斗部队，后勤人员很少。医务人员奇缺，有的连队甚至连一个卫生员都没有。千里长途行军，进入东北后又得不到休息和补给；还要打土匪，和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伤病员成了大问题。东北军区卫生部长贺诚回顾初进东北时期的情况说：“在这个时期，我们有些部队一到东北就打仗，有的甚至于还没到东北，就开始打仗了。部队是从各地来的，但卫生人员来的却很少，没有一个整体领导的东北卫生部。当时在山海关、锦州、营口等地打起仗来，各师旅的伤兵总是要往后送。伤兵送来，当时人少、药缺，但是伤兵不能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