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因此我们不能不利用敌伪的旧医院。各种人员大都是就地争取的，现找药品找材料”，“群众对我们的认识不高，土匪、特务到处活动。在南满我们撤出了城市之后，医院都不能有安定的地区。冀察热辽部队在撤出锦州时，医院800余名伤员坐着担架，骑着毛驴，乱哄哄地爬山越岭，后面还有敌人在追。这种状态，抗战中都很少见，当时的混乱情况即可想而知了。”[1]

接收伪满地方医院时，八路军干部发现：在东北地区，医生、护士属于高等职业，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人，中国医生很少。因此不得不打破常规，大量征用日本医生、护士。原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生化研究所党委书记徐科是当年卫生部的干部，他回忆：“1946年3月苏军撤退后，高岗带领我们去接收哈尔滨。我受卫生部孙仪之部长的领导。哈尔滨霁虹桥附近有市立第一医院，我去当军代表。孙部长给我的任务是留用日本医生。当时日本人遣返有名单，上面写着职业。根据名单一个个验明身份，才让他们登上回国的火车。我们在火车站和收容所按名单找人，开始是留医生，后来留护士，最后凡是壮年男子都留，当担架员和勤杂工。日本医生不愿意留下，就躲藏起来。有个妇产科医生，藏在马家沟中国人家里。我得知情况后换了便衣，装成家里有人要生小孩，把他引了出来。还有一位泌尿科医生向医院请假逃了，我们到后方把他找回来。当时我们按名单留用，到处打听日本医生的住址和下落，以命令的方式把他们留下来，集中后分配到各部队医院。”[2]

这些日本人为八路军工作，当初是出于生计上的考虑。日本投降后，苏军接管了日本人的产业，将工厂设备拆运回国，又剥夺了日本人的房屋财产，使大批日本人陷入困境。高桥贞夫回忆：“那时我在安东市，边做豆腐边上街叫卖，其中的辛酸令人无法想象。1946年春，来了穿着制服的军队。一个指挥官模样的人给我们讲话，他非常同情大家，之后他又说希望我们能给他们帮忙，工作是抬担架运送伤病员。我们在部队首长的带领下，穿上发给我们的新服装，并放开肚子享受了一顿美味的饭菜，悬着的心放下了，当时我意识到只有走这条路才能生存。”[3]就这样，高桥等人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成为第29后方医院的护工。他努力工作，后来被提拔为管理日本人的民族干事。

在四野医院工作的日本医生、护士

东北初期的局势对中共很不利。1946年5月四平之战后，林彪的队伍退过松花江。战争形势的困难和生活的艰难，使部队的士气很受影响。医院的情况也比较混乱。新井侃医生是在本溪被征用参军的。当时本溪的六家医院全部被八路军改编为后方医院。八路军伤兵对日本人仇恨很深，日本医生、护士也有雇佣思想，造成医患关系紧张。新井侃回忆：“那时听说在第一后方医院，轻症病人也叫护士端洗脸水、接大小便、按摩以及端饭端药等，每一个重症病人都要一个护士看护，并听说如果得罪了伤病员就要挨皮带抽。”[4]工作劳累又得不到尊重，日本医生、护士情绪低落，多数都想回国。

东北民主联军政委罗荣桓得知这些情况，非常重视。战争需要医生、护士，必须制定政策，让他们安心工作。卫生部长贺诚以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的名义，于1946年9月9日发布了《关于目前紧急工作任务的指示》，简称“九九指示”。这个指示强调要团结关心日本医生、护士，并规定了具体政策。

“九九指示”指出：对日本医务人员的政策，首先是纠正“左”的偏向，“认为这些日本医务人员是战败的俘虏兵，于是常以错误的态度去对待他们，要他们工作时则一味地用强迫的办法，有的不要他们工作（如病人反对日本人给看病），对于他们的生活不给予照顾，人格不予以尊重，技术不给以重视，结果使得日籍医务人员离开”[5]。为了让日籍医务人员在工作中比较安心，认真负责长期地工作下去，最低限度要求他们做一个守本分的工作者。为此，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规定以下政策：

第一，要照顾他们的生活。日籍医务人员来到我军工作后，有的医院对他们生活照顾较好些，他们即安心，否则便要求脱离。因此，在供给标准以内，应使日籍医生及家属的伙食与我军医生同等待遇，在同一灶上吃饭，在可能时使得他们能吃日本菜。津贴要按月发给，欠薪单位要从速补发。遇有家庭困难多之技术人员要注意照顾，如有的医生家眷需要来的，尽可能接她们来院同居。日本人之间的婚姻，在不妨碍工作的原则下一般是允许的。

第二，尊重他们的人格。允许他们保持某些民族习惯，以和蔼诚恳的态度对待他们，反对打骂日本人。

第三，重视并提高他们的技术。日本医务人员的技术好，应当重视他们，虚心向他们学习。

这些政策体现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对日本医务人员的关心和照顾。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共产党的干部每个月只有几元钱津贴，但要保证日本医生、护士拿原来的工资。共产党的干部结婚，组织上有严格规定，叫“二五八团”。战争期间，家属是不能随军的。相比之下，日本医务人员享受的待遇要比共产党的干部优厚。

在日常生活中，共产党干部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逐渐教育和感化了日本人。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