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47军野战医院的日本朋友于1990年回到黑山战场，怀念辽沈战役之黑山阻击战那些难忘的岁月。第29医院的中日战友互访频繁，日本战友来到解放军第304医院与老战友联欢，原29医院院长刘御、李磊到日本与“长白会”的战友叙旧。作者曾在北京拜访原29医院民族干事元木和男、护士元木光子。他们说的中国话，都是解放军中的革命语言。提起战争年代的往事和在解放军中的生活，他们都念念不忘。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回想四野会”会长中村光义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请中国驻日本大使陈楚转呈，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归还他们在解放战争期间荣获的奖章。当年收回的奖章由于历史原因，都已无法找到。经外交部、中日友协、解放军总政治部研究，决定按原样制作数千枚奖章补发给日本朋友。不仅如此，总政治部还按1955年解放军第一次授衔的规定，给这些日本战友补发了一枚“解放奖章”。制作后，两箱由林弥一郎带回日本，另两箱交中村光义。“回想四野会”组成“纪念章奖章补发审交委员会”，对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工作过的成员进行登记、调查，审查合格后予以补发。1996年8月7日，中村光义给中国战友的信中说：“1946年参加解放军的日本男女同志共计4000人，我们参加解放战争的日籍同志当时领取了东北、华北、华中南、解放奖章等纪念章，但1953年回国时，这些纪念章都被中国政府没收了。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后，我直接给周恩来总理写请求信，要求再交付。到1981年，中国政府经我手再交付了。1981年以来到现在，再次领取纪念章的人1560名，都有详细的名单。”

但是回国后的“蚂蚁部队”成员的命运却完全不同。1954年9月，“兴安丸”载着400名从山西、河北释放的“蚂蚁部队”官兵从中国回到日本。在鹤舞上岸后，他们得到日本厚生省引扬事务局官员的接待。士兵奥村和一看到自己的“引扬证明书”上“职业”一栏写的是“军人”，但注明：“昭和21年3月15日，现地现役除队。”也就是说，在1946年，他们这些人已经被开除了军籍。他们与战后遣返的日军官兵不同，活着没有领取日本政府颁发的“军人抚恤金”的资格，战死的家属也没有领取“遗族抚恤金”的资格。正如一位老兵悲愤地说：“我们像蚂蚁一样被战争的铁蹄践踏了。”

这些为阎锡山作战、被俘后经历劳改生活的日军回国后，一无军籍，二无户籍，生活非常艰难。而且他们在新中国的经历被当局怀疑为“亲共”，长年受到日本警方的监视，受到的歧视可想而知。2001年，奥村和一等十几位幸存的老兵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山西残留阵亡者作为公务牺牲，取消“现地除队”的规定；承认1954年回国之前的军籍，补发军人和遗族抚恤金；查明山西残留日军的真相。2004年败诉，奥村等五个老兵不服，继续向东京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上诉，到2006年9月，他们全部败诉。法院的理由是：“蚂蚁部队”的2600名官兵是“根据自由的个人意志”留下的“志愿兵”，而非军部命令留在中国作战的雇佣兵。

这些老兵听到宣判后，老泪纵横，顿足捶胸。这不是弥天大谎吗？战争结束后谁不想回家？谁想留下来为阎锡山卖命打仗呢？澄田长官早已死去，不会为他们说话了。幸存的宫崎参谋已经90岁高龄，因脑中风丧失了语言能力。他在病床上哀号，为没有坚持让部下遣返回国而深感痛苦。

于是，一位有正义感的电影导演池谷薰站出来，筹集经费为这些老兵拍摄纪录片“蚂蚁部队”。奥村重返中国，忏悔自己的战争罪行，揭露日本战争罪犯和阎锡山的秘密交易，为那些在战争中死亡的同事伸冤。这些事情得不到官方的支持。池谷导演一边筹资一边拍摄，电影拍完也负债累累。池谷还出版了同名的著作，向世人揭示这个被人们遗忘的秘密，同时告诫年轻人：要和平，不要战争。

[1] 高恩显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第138页，人民军医出版社2001年版。

[2] 高恩显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第139页，人民军医出版社2001年版。

[3] 高恩显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第140页，人民军医出版社2001年版。

[4] 高恩显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第139页，人民军医出版社2001年版。

[5] 高恩显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第139页，人民军医出版社2001年版。

[6] 高恩显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第141页，人民军医出版社2001年版。

[7] 《华北军区敌军工作史》第2部分史料选编，总政联络部1994年内部版。

[8] 《华北军区敌军工作史》第2部分史料选编，总政联络部1994年内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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