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打乱了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使军事建设工作和院校教学遭受了很大危害，给军事建设工作带来了不良后果。这次运动彭德怀虽然不是主要的发动者，但他的思想和发动者是完全一致的。加上他是这次会议的主要主持者，因而后人认为他对会议的错误应负更多的责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

我们认为：作为一位伟人，彭德怀同志的历史功绩是无可否认的。但是研究一位伟人，不仅要肯定他的历史功绩，也要研究他的历史教训，因为有时教训给后人的教益更为深刻，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由反“教条主义”转化成一场军队内部的政治斗争，这其中有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和人为因素，不应由彭德怀个人承担责任，也不是彭的本意。要搞清这些问题，目前还有困难，也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拟从建国后我军的建设方针和教育路线入手，探讨反“教条主义”的历史背景和发展演变，总结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一些教训，同时给彭德怀同志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由于掌握资料有限，这些意见是不成熟的，仅供参考。

一、建国后我军正规化建设的历程及争论的产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强大的正规化军队，担负起保卫国防、反击帝国主义侵略的任务。这就要求我军从战争年代的兵种单一、装备落后、编制和规章制度不统一和游击习气中改变过来，转化成多兵种合成军队、适应现代化条件下的作战，特别是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后，这种愿望越来越迫切。1952年毛泽东以军委主席的名义给军事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的训词中指出：“中国人民的建军历史，已经走过了二十五年的长期路程，在国际上除苏联以外，‘无与伦比’。但在中国人民尚未获得全国胜利之前，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其军事建设又尚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也就是装备简单低劣，编制、制度非正规，缺乏严格的军事纪律和作战指挥不集中、不统一及带游击性，等等，这些在过去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正确的。可是，自从中国人民获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之后，这种客观情况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我们现在已经进到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入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