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条件已完全具备了这种可能，只需加上不疲倦的主观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2]这是我军建设的基本方针。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当时最现实的选择是向苏军学习。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与苏联关系密切，根据双方协议，苏方向我军提供武器装备，派出专家顾问，帮助我军正规化建设。从1952年起，在全国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热潮。军队也是如此，首先从军事训练和院校建设入手，抓共同条令的编修和军事干部的培养。当年在训练总监部工作的彭施鲁同志回忆：“在1952年前后，我们在建军工作的一系列问题上，开始了一个向苏军学习的阶段。编制体制、兵役制度、条令规程、薪金制度、军衔制度、奖惩制度，等等，几乎全部是仿效苏军的做法。当时在总部工作的一些领导还提出过一些不恰当的口号，如‘不走样地学’、‘高学低用、死学活用、先学后用’等。这些提法都是针对当时所存在的在学习苏军经验方面持怀疑态度者的。这几句话有的是当时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同志提出的，有的是当时主管训练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同志提出的。这样的口号对于推动学习苏军的先进经验是起了作用的，有其积极性的一面；但是对于学习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的形成，也起了同样的作用，产生了消极的后果。”[3]

所谓“消极后果”，就是在“全盘苏化”的背景下，在军事训练和教育工作中产生了一些教条主义倾向。有的过分依靠苏方顾问，有的过于推崇苏军制度，把苏军制度生搬硬套到我军的日常工作和学习中。例如，军事学院学习曾实行“六小时一贯制”，每天上午连续学习6个小时，晚上加班学。有些学员感到吃不消。考试实行口试，由一名主考和两名陪考向学员发问，根据学员的回答情况打分。有些学员感到太严格，吃不消，称为“三堂会审”，要求取消。下级见上级要有报告词，哨兵换岗时要击鼓吹号。在一些生活待遇上过分强调等级，使干部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别和距离。在军事学院学习的我军高级将领，对这些教条主义的做法很有意见，认为这是违背我军的传统和作风的，应予纠正。

1956年8月25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员李夫克给刘伯承院长和院党委写了一封长信，反映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信中除了对“六小时一贯制”和考试制度提出意见外，也谈到教材中重复太多、空话太多、内容陈旧等问题。他特别强调的是，学习现代战争理论应该和我军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信中说：“在学习中我们深深地感到，在现代战争中我们自己的经验仍然是可贵的，特别是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的经验，系统科学地总结和利用这些经验来教育干部是十分重要的。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从战争的规模和兵种的数量、质量来说比我们的经验要全面一些。但它是在西方战场，作战对象是德国这个具体的条件取得的。我们的经验不仅是在我们的自然地理、社会环境及美蒋这个作战对象的具体条件下取得的，而且又都是在敌我军力对比比较苛刻的条件下取得的，这就是我们的经验之所以可贵的地方。”

刘伯承院长当时在上海养病，看到李夫克来信后，予以高度重视。9月4日他写信给院党委，指出：“夫克同志从学习角度、亲身的体验，客观地作出检讨、提意见，很好。特建议：院委将该信印发各级党委和支部，使他们领导党内干部和党外相关干部讨论，着重提出今后如何改进训练工作的具体意见。”[4]刘伯承同志对信中反映的问题是重视的，态度是积极的。在刘帅倡导下，军事学院内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共同思考我国军事学术和军事教育的发展方向。

在我军组织的军事演习活动中，苏军顾问与我方也产生了分歧。1958年7月10日刘伯承元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被迫作检查时说：“济南战役演习，顾问坚持主力由黄河正面反攻济南，学院和总参则主张由徐州外线迂回敌后，争持不下。感觉到他们训练规程自成系统，我们的传统战法颇难插进，即请准军委留给学院老干部毕业生二百名，以加强传统教育力量，将以前一切教材斟酌何舍何取、何损何全。同时，建议德怀、剑英两同志将苏军‘1948年野战条令’加以取舍损益，附以训令修改或索性自编。”刘伯承元帅在主持南京军事学院工作期间，花费大量心血翻译苏军的条令和教材，将其引进到教学和训练中。刘伯承同志既尊重苏军的经验，也研究中国古代的兵书，从传统军事理论中汲取营养。他使用一批原国民党军教员，让他们讲授军事基本理论，并组织我军将领总结我军的作战经验，根据解放战争的实践编写出一批战例。1956年5月9日他在军事学院第二次党代会上作总结时指出：“我们是由低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我们不单是以劣势装备对付装备优良的战斗，在今后战争中，又必须进到高级阶段。”为此，我们就要学习敌、我、友三方面。“我们还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对我们有敌性的国家，即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学习他们的技术和军事学术。”刘伯承元帅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