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样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毛泽东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来叙述自己的革命经历的。[6]

既然是在探索过程中，毛泽东在自述中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当年一些不成熟的认识。比如谈到1930年12月发生在江西苏区的“富田事变”。他在自传中说：“在李立三主义确定地埋葬以前，在军队中有一个很危险的时期。一部分军队倾向李的路线，并要求与其他军队脱离。不过，这一部分的指挥员——彭德怀猛烈地与这种倾向搏斗。并能维持他部下的统一和对高级指挥的忠诚。但有一些军队公开叛乱了，并逮捕江西苏维埃的主席，逮捕许多官吏并根据李立三路线从政治上攻击我。这件事在富田发生，就叫富田事变。[7]富田较近吉安——当时苏维埃区的中心，这件事产生了一种‘激动’，许多人都以为革命的前途，全要看这次斗争的结局如何了。但，因了党部的健全、红军部队的忠诚和农民的支助，这次叛变很快也就被镇压下去了。为首的被捕，其余叛徒都经缴械消灭。”历史证明，“富田事变”是红军中肃反扩大化造成的一个历史悲剧，当年总前委的负责人毛泽东和特派员李韶九都负有责任。后来毛泽东也承认了苏区第一次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并吸取教训，制定了不搞“逼供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

斯诺忠实地记录了毛泽东的自述，展现了一个平凡而伟大的革命者形象。延安的翻译者张宗汉在“后记”中写道：“毛泽东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人们对他所惊奇和怀疑的，因为他能做一般人所不能做不愿做的事情，他肯下工夫做那艰苦而又平凡的事情，一经成功，事情便不平凡了，人也不平凡了。其实他和平常人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真的，毛泽东先生，所言所行，都是很平凡的，例如：革命不爱钱，做大事不做大官，像这类的话，一般人喊得震天响亮，但革命牌子挂不上几天，竟做了大官，发了大财了，而没听说毛先生是怎样发财的。他是布衣一身，穷得膀硬，只有他与士卒共甘苦，他为人民谋幸福，所以才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这是读者的感受，也是《毛泽东自传》的成功之处。

《毛泽东自传》首次向“国统区”的读者展示了被国民党反动派丑化为“土匪”的共产党人的真实面目和思想，因而引起了莫大的关注。各种版本不断出现。1938年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中译名《西行漫记》）出版，《毛泽东自传》作为其中一章，改名为“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他对《自传》进行了修订，文字更为简略、扎实。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自传》在各解放区再版发行，版本多达十几个。

建国后，因为中共中央有不祝寿、不以领导人名字命名城市、街道的政策，意在少宣扬个人。中共党史以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统一的口径，《毛泽东自传》这样的作品就不宜再公开出版发行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又把这本书找出来，以《毛主席的回忆》为书名翻印了《毛泽东自传》。它不是正式出版物，大多数为油印本，流传广泛。“自传”全文之外，还收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是访问杨开慧烈士的哥哥嫂嫂的谈话。这种“抄本”不仅对研究毛泽东早年革命生活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而且为“红色经典”的出版发行留下了佳话。

“文革”结束后，考虑到早期的《毛泽东自传》版本多，翻译水平参差不齐。当年为毛泽东和斯诺作翻译的吴黎平将斯诺当年在《美亚》杂志上发表的英文文本找来，重新翻印并加以修订，以《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为名，由人民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这是《毛泽东自传》最准确的译本。

（二）

抗战后期，延安先后来了两个访问团。一个是中外记者考察团，一个是国民参政员访问团。在此之前，重庆国民政府对延安陕甘宁边区一直进行封锁。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史迪威中将到中国，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等职。史迪威到重庆后，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的新兴力量，恢复了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中外记者纷纷要求到延安采访，1944年6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组织一批中外记者来延安采访。

这是一个向中外展示陕甘宁边区红色根据地的绝好机会，中共中央对此非常重视。周恩来副主席召集参加接待的同志开会，周密布置。周恩来提出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工作方针，还指出：这次我们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外国记者身上。外国记者中又要更加重视对史坦因、福尔曼等人的工作。史坦因是位很有政治见解、有活动能力的记者，他在苏联多年，后被当作“托派”赶了出来。但是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