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年，我们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托派活动。福尔曼是美国人，为人比较正直、单纯，政治上对国共两党也无明显偏见。至于带领中外记者来的国民党人员，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对他们要强调宣传坚持抗日、坚持民主、坚持团结，防止他们挑拨，并打破他们的控制。

记者团于1944年6月9日到达延安。领队的是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记者有：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史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的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他到过延安，认识贺龙同志），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的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的夏南汉神父及苏联塔斯社的普金科。

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热情地接待了记者访问团。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会见了他们，向他们介绍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和成就、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建设，并回答了他们的问题。这些记者采访时，感受到延安清新的政治空气和共产党廉洁奋斗的作风，产生了深入考察的愿望和兴趣。国民党政府的领队起初尽量控制记者，一切活动都集体行动，限制记者的个人自由。史坦因率先冲破封锁，在我方的安排下单独会见了毛泽东。随后记者们纷纷仿效，他们沿途考察了我党政机关的工作情况和人民群众努力生产、支援抗战的情况，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7月12日，中国记者离开延安回到重庆，但外国记者都不走，他们继续到山西根据地和抗日前线采访，耳闻目睹了更多的中共领导人民抗战的事实。

中国记者们回到重庆，在报上或私下如实地介绍了他们在陕甘宁根据地的所见所闻。《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公开出版了《延安一月》，比较客观而有技巧地介绍了他在延安访问参观的所得和感受。特别是“毛泽东访问记”一章，笔调客观、生动、含蓄，寥寥几笔写活了毛泽东的形象，说明了毛泽东受到人民拥护的原因。在国民党特务控制下的重庆，可以说是“透露出一线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一角的曙光”了。

外国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