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大后方和本国后，以翔实的笔调大量宣传延安和解放区欣欣向荣的面貌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绩。福尔曼1945年在美国出版了一本《红色中国的报道》，引起了普遍关注。史坦因写了《红色中国的挑战》，1946年在美国出版。他还写过《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等文章，在美国、英国的报刊上发表。爱泼斯坦给《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写过不少文章，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他又写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1951年在美国出版。总之，中外记者团的延安之行，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宣传到了大后方和世界许多国家，对大后方人民以及美英盟国政府重新认识中共，起了一定的作用。史迪威将军一再表示对八路军的支持，1944年8月，美军派观察组长驻延安，沟通与盟军及大后方的联络。1944年9月赫尔利来华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曾奔走于延安和重庆之间，与毛主席、周恩来分别会谈，表示支持中共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迫使蒋介石在政治上作出让步。

然而，国民党和蒋介石拒不接受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意见。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以国民党为主的“国民大会”，排斥中共和民主党派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45年6月16日发表声明，宣布不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国共两党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引起了一部分民主人士的忧虑。他们对国民党政府还抱有幻想，希望中共作出让步，以求两党通过商谈解决矛盾，团结抗战。蒋介石也希望有人出来帮他游说，促使共产党人出席参政会。国民参政会中的六位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于1945年7月1日飞抵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会谈，陈述他们的愿望。双方谈了两天，态度坦率、诚恳。各抒己见，共商国是。六位参政员谈了他们来延安的目的、对国际国内的形势的看法、对国共合作的建议等。当他们谈到国共双方商谈的门没有关闭时，毛主席风趣地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头挡住了，这块大石头就是国民大会。”对此，双方的看法倒是十分接近。最后通过的会谈纪要主要有两点：①停止国民大会进行，②召开政治会议。

六位参政员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参观延安。他们利用会谈以外的时间，阅读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会见了李鼎铭副主席等边区民主人士，参观了延安市容、供销合作社、银行、延安大学、日本工农学校以及宝塔山等名胜古迹。对经济方面的减租减息，变工队、扎工队的互助方式，货币流通，商品贸易，机关供给制，工农业生产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访问了劳动英雄。延安的艰苦奋斗、同心同德的精神面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气，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国民党当局一贯宣传共产党人是一群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土匪”，但六位参政员与共产党干部接触时，却感到他们个个稳重、朴实、谨逊、诚恳，说起话来很有见地。在共产党人中间，真有如沐春风的感受。

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

7月5日，六位参政员的访问结束了。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送行。六位参政员的延安之行，效果是好的，这是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通过中央负责同志与六位参政员的面谈，延安各方人士对六位参政员的接待，双方增强了相互了解，扩大了中共在民主党派中的政治影响，并找到了民主建国的共同点。

延安之行对黄炎培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延安的五日成为黄炎培一生中重大的转折点。来延安之前，黄先生对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没有太多的认识，及至身临其境，特别是毛泽东与他的谈话，使他感受颇深。黄谈到历史上各代兴衰的周期率时，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感到：毛说出了社会发展的真理，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他回重庆后，写了《延安归来》，详细地记载了亲眼所见的中国共产党的施政政策和边区的成就，澄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造谣诬蔑。这本书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国讯书店出版发行，印十几万册，在大后方和中国香港、上海敌占区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8]

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他给山城重庆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大公报》记者彭子冈写下了经典的新闻报道《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在她的笔下，中共领袖朴实、谦虚、平易近人。在下榻的张公馆，“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的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毛泽东在重庆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受到热烈的欢迎，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人民心中的地位。

为了满足国统区人民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需要，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工作的许之桢，把中外记者会见毛泽东的报道和毛泽东在重庆的新闻报道汇集成册，于1946年10月编辑了《毛泽东印象记》。“编后记”说：“毛泽东是怎样一个人？他的生平事迹、战斗